从奥古斯都到图拉真，个性谦逊的恺撒愿意用罗马官员的身份颁布谕令，至于君王书面和口头的指示，会列入元老院的敕令中发布。哈德良是第一位毫不掩饰地运用立法权的皇帝。这种创造性的做法非常符合他的积极思想，那是一个要求忍耐的时代，使得民众容忍他的这种做法。除此之外他经常离开都城，长期在外停留，这也是他的这种做法未遭反对的一个原因。这种处理方式为以后的国君所照用不误，德尔图良很苛刻地比喻说：“皇帝的谕令和御法就像两把利斧，将古老的法律所形成的阴暗而杂乱的森林，全部清理得干干净净。”从哈德良到查士丁尼这400年之间，君王的意愿铸造成公法和私法，无论是人为还是神意的制度，都不能在共和国最早的基础上发展。黑暗时代和畏惧专制政体的武力，使得皇家法律的起源被掩盖而不为人所知。由于法学家的奴性和无知，他们在罗马和拜占庭宫廷靠君王的恩典，整日无所事事，使得两种杜撰的说法到处传播。

其一，对于古代恺撒的祈求，人民或元老院有时会给予同意，使他们免于特定成文法的义务和惩罚，这种恩典是凌驾于第一公民之上的权利。恺撒在开始时以谦卑的态度接受，后来这却成为暴君理应当然的特权，用拉丁文来表示是“免于法律的束缚”，用来提升皇帝的地位，使其不受任何人为的约束和限制。他的行为只听从良知和理性的指导，受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崇敬。

其二，无论是在哪一个时代，行政长官的头衔和权力都必须依赖于元老院的法令才能生效，但是在罗马人的观念和语文没有发生以讹传讹的错误之前，“帝王之法”是人民赠送出去便无法撤回的礼物，这种前所未有的概念是出于乌尔比安的想象，更可能出自于特里波尼安。要说皇家权力开始时就受到自由和公正原则的支持，就事实而论无疑是错误的，它所产生的结果是使人民受到奴役。“自从罗马人民把他们整个的权力，依据皇家的法规，全部转移到君主身上以后，皇帝最大的乐趣便在于掌握严厉和有效的法律。”这样可使一个人甚或一个儿童的意志，凌驾于年龄和时代的智慧以及数百万人的愿望之上。国势没落的希腊人竟然非常自傲地宣称，立法的权力在执行时很容易成为专制的工具，只有留在皇帝的手里才能确保安全。狄奥菲卢斯在查士丁尼宫廷中大声疾呼：“到底是哪些利害关系或感情因素，能够使他从容而崇高地擢升至君王？他已经成为臣民生命和财产的主宰，而那些引起他不满的人，有很多遭到死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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