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罗马被告受到指控犯下重大的罪行，会用自我放逐或了断来阻止法律的宣判。直到他的罪名得到合法的证明，他才能恢复清白无辜以及个人自由；直到最后的百人连的投票被统计和宣布，他才可以和平地离开，前往意大利、希腊或亚细亚的联盟城市。这种民事诉讼的死亡可以维护他的名誉和财产，至少他的儿女不会受到影响；他也可能仍旧享受理性和感官的生活，只要心灵在习惯了罗马那种野心和嚣闹之后，能够忍受罗得岛或雅典的单调和宁静。需要不顾身家性命的努力才能逃脱恺撒的暴政，但是斯多噶学派的哲理使人熟悉这种努力，他们这些最勇敢的罗马人就是很好的范例，那就是合法鼓励自杀的行为。经过宣判已经定罪的罪犯，被处死以后尸体要受到示众的羞辱，也给儿女带来最大的不幸，财产全部充公，使他们处于贫穷的困境。但是如果提比略和尼禄的受害人，在君主或元老院的敕令下达之前先行了断，他们的勇气和死亡会获得补偿，就是公众的赞扬、适当的葬礼以及遗嘱的有效。极端贪婪和残酷的图密善，像是要将不幸的人最后的慰藉全部剥夺殆尽，甚至就是两位仁慈的安东尼皇帝，也仍旧不愿让人得到如此的恩典。涉及重大罪行的案件时，如果自愿赴死的时机是介于起诉和定罪之间，等于是承认有罪，国库就用不人道的手法，将死者的战利品全部攫走。然而法学家通常会尊重市民的自然权利，就是放弃生命也包括在内。塔昆文给死者带来身后的羞辱，是为了防止臣民走上绝境，后世的暴君从没有加以恢复或是效法。要是有人把死看成解脱，那么世间的权力对他已经丧失作用，只有诉诸来生的宗教顾虑，才会使他自戕的手受到约束。维吉尔在他的作品中将自杀列为不幸，并没有视为犯罪，这种地狱幽魂的诗意神话对人类的信仰或习性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福音或教会的训诲，终于还是把虔诚的奴性强加在基督徒的内心，要他们迎接疾病或刽子手的最后一击，而且必须毫无怨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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