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性十足的东部勉强抛弃神圣的图像。意大利人独自抱持着宗教的热忱，对于这些图像极为珍视百般保护。就圣职位阶和审判权责而言，君士坦丁堡教长与罗马教皇居于几乎平等的地位，但是希腊的高级教士在统治者的眼里不过是家用奴仆，看到皇帝颔首作势，就会从修道院跑到帝座的前面，或是从帝座跑回修道院。拉丁主教在西部的蛮族之中，处于遥远而又危险的位置，激发起他们的自由精神。主教由民选产生，因此能够得到罗马人的欢心，有高额的年金收入使公私两方面都获得满足，拜占庭的皇帝处于弱势加上对西部的忽略，逼得他们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首先考虑的事项是罗马的安全。教士曾经在逆境中受到磨炼，君王的德行和抱负不知不觉地就会对他产生熏陶的作用，无论是意大利人、希腊人还是叙利亚人，只要登上圣彼得的宝座，就会养成同样的作风，采取同样的策略。在失去军团和行省以后，教皇凭着个人的才能和运道，再度使得罗马恢复最高的权位。在公元8世纪时，一般人认为教皇的统治权建立在叛乱的基础之上。经由“圣像破坏者”的异端邪说引起，这种叛乱不仅正当而且合法。格列高利二世和格列高利三世的行为，在这个令人难忘的斗争中，被他们的朋友和敌人凭着各自的意愿，做出很多不同的解释。

拜占庭的作者们异口同声宣称，在规劝没有产生效果的情况下，正式提出东部和西部分治的要求，剥夺亵渎神圣的暴君对意大利的税收和主权。希腊人看到教皇的胜利所获得的成就，更明确地表示要将“圣像破坏者”逐出教会，由于他们强烈依附于宗教而不是国家，认为这些拥护使徒的人具有宗教的热情和正统的立场，不但没有给予指责反而加以赞颂。现代的罗马捍卫者抱着急切的心理，接受诸如此类的赞颂和先例。要求皇家异端退位下台这种伟大而光荣的做法，获得红衣主教巴罗尼乌斯和贝拉明的褒扬。要是有人向他们请教，为什么没有人严厉谴责古代的尼禄和尤利安？他们的答复是原始教会之所以忠诚依顺，唯一的原因在于软弱无力。在这种情况之下，爱与恨产生同样的效果。那些带着宗教狂热的新教徒，力图使君王和官员燃起怒火和心怀恐惧，因此对于两位格列高利教皇反对合法的统治者，必须详细叙述他们那种傲慢和叛逆的行动。高卢教会绝大部分是温和的天主教徒，只有他们为“圣像破坏者”辩护，尊敬圣徒却不赞同所衍生出来的罪孽。这些拥护者对皇冠和法冠一视同仁，以公正、圣书和传统为标准，来界定出史实的正确性，并且求助于拉丁人的证据以及教皇本人的传记和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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