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帝国的建立和光复完全归功于几位苏丹的个人品格，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因为在人类的历史过程之中，有些最重要场面往往取决于一位主角的表现。这些苏丹的智慧和德行还是有少许差异，彼此之间还是可以加以区别。但是，从奥斯曼登基到索利曼的逝世长达265年的这段历史，一共有9位登基的君主，除了其中一位之外，其余都是英勇善战和行动积极的苏丹。这群极其少见的统治者不仅让臣民心悦臣服，也使得敌人心惊胆寒。王朝的继承人不是豢养在后宫奢华的环境，而是在会议和战场接受教育，幼小的年纪就被父亲授予管理行省和军队的职位，这种显现男性刚强气概的制度虽然很容易引发内战，但对于君主国家培养重视纪律和励精图治的精神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奥斯曼的君主不能像阿拉伯的哈里发那样，称自己是真主使者的后裔或继承人，然而他们自认与鞑靼的大汗或成吉思汗家族有亲戚关系，这看上去像是奉承之辞而并非事实。他们的祖先默默无闻根本无从查考，但是他们那种时间难以磨灭、暴力无法损害以及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很快根植在臣民的心田中几乎无法拔除。一个软弱或邪恶的苏丹可能受到罢黜和绞杀，但继承的权利可能传给一个婴儿或白痴，就是胆大包天的叛贼也不敢登上他那合法统治的宝座。

当宫廷里狡诈的首相和军营中胜利的将领相继推翻亚洲那些短命王朝时，奥斯曼的世袭制度却在500年的实践中获得肯定，现在已经与土耳其民族最重要的政治原则结合在一起。

民族的精神和制度能够形成，要归功于一种强烈而奇特的影响力。奥斯曼原始的臣民是400户逐水草而居的土库曼游牧民族，追随他们的祖先从阿姆河来到桑加尔河，现在的安纳托利亚平原仍旧布满他们老乡黑白相间的帐幕。最初那一小撮人混杂在自愿参加或受到征服的大批臣民之中，在土耳其人这个名称之下，因共同的宗教、语言和习俗紧密融合。在所有城市中，从埃尔泽努姆到贝尔格勒，这个称呼适用于所有的穆斯林，这些是最早到来且拥有荣誉的居民。但是，有些地方却把村庄和耕种的土地放弃给基督徒的农民，至少在罗马尼亚是如此。在奥斯曼统治极为强势的时代，土耳其人本身被排除在所有民政和军事的重要职位之外，经由服从、征战和指挥方面类似宗教戒律的教育，兴起一个奇特的奴隶阶级，一个人为的团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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