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罗马人拔出佩剑，下定决心不是死亡就是征服；原始的基督徒对这两者都甘之如饴，抱着耐心和慈悲等待使自己成为殉教者的致命一击。然而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人仅为宗教的精神感到激动，这种风气只会产生怨恨和争执。约翰·帕拉罗古斯皇帝在逝世前公开宣布，放弃与拉丁教会联合这不孚众望的举措，尔后这种观念始终没有获得改善，一直要等到他的弟弟君士坦丁面临灾难，逼得要用奉承和欺瞒当成最后的手段。为了获得尘世的救援，他的使臣接到指示，要将这件事与愿意接受精神上的服从一并进行讨论，并且可以提出保证。他对教会抱着不予理会的态度，借口是有紧急国家大事要处理。他秉持正统教义的愿望，恳求一位罗马使节的莅临。虽然梵蒂冈经常受到对方的欺骗和诱惑，现在接收到悔改的信号却不容忽视，一位使节总比一支军队更容易获得对方的同意。大约在最后灭亡的前6个月，俄罗斯的红衣主教伊希多尔以教皇特使的名义，带着大批僧侣和士兵的随员行列出现在君士坦丁堡。皇帝像是欢迎一位朋友和父执，带着尊敬的神色聆听他的讲道，在教堂的公开场合或者皇帝的礼拜堂。教士和世俗人等都用逢迎的态度在联合法案上签署，原因是在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已经获得批准。12月12日（1452 A.D.）这天，两个民族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领圣体仪式的奉献和祈祷，两位教宗的名讳都受到大声赞扬和称颂，那就是基督的代理人尼古拉五世，以及被叛乱群众所放逐的乔治教长。

拉丁教士在祭坛进行圣事时所使用的服装和语言，成为引起反感的对象。希腊人用极度厌恶的口气，提到他拿未发酵的面包当作奉献的薄饼，把冷水注入圣餐的酒杯。一位希腊历史学家承认这种状况实在让他感到羞愧，对于宗教的认同和统一，他的同胞没有一个人有丝毫的诚意，甚至皇帝自己也怀着这种用心。拿未来要修改信条当作承诺来拖延仓促和无条件的顺从，最好的借口是自认已经犯下伪证罪，这也许是最糟糕的托辞。但是当他们那些诚实的同教弟兄用谴责的言辞对他们形成压力时，这些希腊人只能喃喃自语：“我们要忍耐，等待上帝将这座城市从吞吃的巨龙口里拯救出来，到时你将了解我们是否真要与阿兹迈特人和解。”但是忍耐不是宗教狂热的主要特性，宫廷的手腕不见得能压制民众对自由和暴力的热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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