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对自身作何诠释,又如何把本身与过去连成一体,通过考察这两点,我们就能评估这个时代究竟有多少历史感。高乃依时代的法国人,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人,把古代罗马人的文献据为已有,我们没有勇气这样做。
古代罗马人的文献是既粗野又朴实,它一意寻找最优秀的一切,并且提升自己,试图使自己的文明接上更古老的古希腊文明,他们多么希望将古希腊的文章译成当时的罗马文字!他们是多么想拭去当时沾在蝴蝶翅翼上的灰尘!
就是这样,所以贺拉斯时常翻译阿尔克乌斯或阿尔希罗修斯的作品,普罗波提阿斯则翻译卡里马科斯和菲勒塔斯的作品,他们是和忒奥克里特齐名的诗人。而这些作者本身所体验到的东西,对翻译者又能有什么作用,他们只不过在他的诗上,写上一些提示!身为诗人,他们讨厌考古似的研究历史,不重视个人特色与姓名,对城市、海岸或年代等显得较为特殊的任何东西,诸如服饰及建筑外观等,立即用当时罗马的风俗代替。
他们似乎是在问我们:“难道我们不应该使旧的东西成为新的,并去适应它?难道我们不能将我们的心灵灌输给枯死的形体?而枯死的东西是多么令人厌恶。”他们不懂得历史感的乐趣,对他们而言,过去的以及外来的东西都是痛苦的,而对“征服者罗马人”来说则是一项刺激。
事实上,他们翻译了一件作品就等于征服了一件作品,不只因为他们在其中省略了历史的渊源,他们也会对当时的人引用这些作品,不过主要的是他们排除了诗人,用自己的名字替代了原作者的名字,他们并不感觉这是一种欺盗行为,反而认为这是“罗马人的绝对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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