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自孝公以来的七位国君都能够完成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绝非偶然，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这七位国君都非常重视发现和重用人才。战国七雄之中唯独秦国在重用人才方面成就最为突出。秦国重用人才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唯才是用。选才不以国别为界，换句话说，秦国的这七位国君都重用了秦国以外的人才。比如秦孝公重用的商鞅是卫国人，秦惠文王重用的张仪是魏国人，秦武王重用的甘茂是楚国人，秦昭襄王重用的范雎也是魏国人。秦庄襄王重用了卫国人吕不韦，秦王赵政重用了楚国人李斯、魏国人尉缭，而且，秦王赵政手下的名臣将相还有许多六国人。这些人才都与秦国统治者毫无血缘关系，却备受重用，可见秦君任人唯贤，而非任人唯亲。

第二，用人不疑。比如秦孝公不顾旧贵族的极力反对，坚定不移地信任商鞅，始终如一地支持商鞅推行变法改革，这就是用人不疑的显例。秦武王面对大量状告甘茂的上书，最终还是信任甘茂，继续增兵，终于攻占了军事重镇宜阳，洞开了韩国的西大门。到了秦王赵政时，韩人郑国入秦做间谍被发现，宗室大臣趁机建议逐客，为此李斯上《谏逐客书》，透辟地阐明了重用人才与秦国强大的利害关系。赵政大为称赏，立刻废除逐客令，提拔李斯为廷尉，从此信任倚重李斯十几年。这种用人不疑的做法，对国家治理与强盛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礼贤下士。比如秦孝公接见商鞅与他谈话，不知不觉就挪动身体靠近商鞅，近距离地听取商鞅的治国之策，而且连续好几天都不知疲倦。再如顿弱见到赵政不行礼，赵政依然接见。这种谦恭、礼贤下士的态度，怎能不让人竭尽所能地助秦一臂之力？这说明，秦国统治者至少在事业未竟之时，是很重视礼贤之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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