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有商人；春秋时并无商人，当时虽有弦高，不过是国家所派遣，并非贸易，而是送礼。子贡是外交家，被派到各国时带了黄鱼等山东土产到江苏出售，因此发财，称为货殖，即以物易物而有剩余之得。子贡是走私，由一国至另一国，是国际性的走私。

商人中如陶朱公（范蠡）、白圭、吕不韦等均为大商人。范蠡佐越破吴后，于是改姓名游江湖，到齐国时，改名鸱夷子皮；到陶后，改为朱公，居19年，三致千金。他是在齐、鲁等国东西交通要道地区经商而发财。其子孙经营得法，遂成巨富。

魏国的白圭，善观周遭环境，能够适应时势。曾说：“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吾治生犹伊、吕之治国，孙、吴之用兵。”因此生财有道。后世经商者皆祖之。

战国时代亦开始出现商业大都市。此种大都市与春秋时代的不同，亦与西洋贵族在堡垒中的不同。中国的是城圈，规模大，内有宗庙社稷。战国时此种城圈即具有商业性，如齐国京都临淄在战国时即成为大商业城市。

《史记》记载：“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足见当时人民生活之繁荣。此为井田制度时代所没有的。

临淄是旧的都市，邯郸则为新的都市，后者更为热闹繁荣，犹如三四十年代之上海一般；孟尝君时之薛城亦为一大都市，人口有6万家，近20万众。此时人民一面冲破格子线（疏散），一面却往大城市跑（集中）。所以苏秦说：“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意即所有的土地，都成了商业区，连放牧牛羊的草地都没有了。犹如今之江浙地区一般，于是人口、职业、制度，都起了变化。故战国时期成为工商业最旺盛的时期，但此时亦产生了新的问题。以上便是战国时代的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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