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家里第一件像样的家具——那只浅黄色的大衣柜，是我上中学后的第二年才买的，那还是一九六四年的事。精挑细选是我们的追求，只挑选大家喜欢的，我家的家具除了父亲自己买的几个书架之外，几乎全部都是“公家”的财产：饭桌、床铺以及柜橱，还有另外两个书架，上面都钉着单位财产标记的小铜牌，铜牌上有编号，单位的会计手上有本登记的明细账目，根据编号，每个月从工资里要扣除租金费，当然那只是很少的一点点钱，但绝对分毫不会错。家中再有就是七八口大小不一的皮箱，堆放在墙角里，里边装着我们家的全部家当。

每逢一年的春秋两季，如果碰到星期天的天气好，母亲就会把所有的皮箱统统打开，将衣服在箱子里面翻来覆去地倒腾一番，而且要把眼下暂时不穿的换季衣服放到院子当中，在太阳底下晾晒，然后再收起来。母亲大约是原先居无定所的日子过多了，对东西有种过分的爱惜，压在箱子底上多年根本不穿的衣服也都舍不得丢掉。翻检再三，并且斟酌外面的政治风向，把其中式样已经绝对不合时宜的衣服拣出来，改作他用。一般来讲，她的绸缎旗袍会用来作椅垫或者各种灯台小柜的盖布，父亲的西装则会改成我的裤子。其余既舍不得改也舍不得丢的旧衣服，就原封不动地又收到箱子里面去，等到下一年再晾晒。每逢这个时候，对门的房东太太一般也会出来晾晒衣服，抬出来的却是几口做工精细的红木衣箱，正脸儿上的铜锁扣在太阳光下亮锃锃的，发出耀眼的光辉。母亲抬眼望见，便会不无羡慕而且感慨万端地对我说，她小时候家里有许多口樟木箱，比房东太太的红木箱还要讲究，收藏衣服的时候连樟脑丸都不用放，衣箱本身的气味就能够将蛀虫驱走。可是一九三八年张治中将军督湘的时候，听说日本人已经占了武汉，马上就要来攻打长沙，于是一把大火将长沙城烧了个精光，据云还有个颇为壮烈的说法，叫作“焦土抗战”。当时母亲仅有十几岁，只身跑出长沙，随身只带了一个小藤条箱，装了几件换洗的衣裳，还有外婆给她的一个小玉镯子和两块袁大头光洋。靠了这一点点盘缠，她从湘西跑到贵阳，再从贵阳逃进重庆，虽说后来在重庆一待几年，但也是跑空袭、躲轰炸，隔三差五地换地方，从青木关到磁器口，从沙坪坝到杨公桥，都是随身一个衣箱为家。和父亲认识之后，打日本人的抗战也胜利了，可是又开始了中国人自己打自己的内战，于是他们再从重庆而南京，从南京而上海，直至从上海来北京，仍然是皮箱几口，人儿两个，碰到风声不好，拎起来就跑。父母亲这辈人的青年时代一大半都是在兵荒马乱的战火中度过的，生活动荡不定，所以习惯了用旅行的箱子来打点生活的行装。对于他们来讲，箱子就是拎在手中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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