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译文出版社邀请我翻译《关于他人的痛苦》时，我已获悉我的朋友、旅居纽约的香港导演和评论家陈耀成翻译了此书，即将在台湾出版。我遂向出版社推荐耀成兄的译本。据我所知，耀成兄是华人世界最早介绍桑塔格的人，远在一九八八年就在台湾《文星》杂志译介她，而早在译介她之前，他平时在文章（包括影评）中就经常提到桑塔格。

耀成兄最初译了《痛苦》一书的一部分，称为“战争与摄影”，是根据桑塔格最初发表的文章译出的，并收录于他编辑、我参与翻译的台湾版《苏珊·桑塔格文选》。他还做了一个桑塔格的英文采访，这篇颇长的访谈录是由我翻译成中文的，也收录于桑塔格文选。

但可能是考虑到版权手续太繁琐，出版社还是希望我来译。由于这本书篇幅不大，我尽管非常忙，还是答应下来，条件是多给我一点时间——结果是拖了差不多两年。

我着手翻译时，耀成兄的译本《旁观他人之痛苦》早已出版，我当然要买一本来参考。不过，新译本要参考前译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译者主要是跟着原文的节奏走，不愿被前译本打扰。这是我的经验，但大概我不是惟一的例子。我最近看卡尔维诺的英译随笔集，译者是牛津大学教授，他提到他的译本中，已有十余篇由另一位译者译过。这位教授显然也没有怎样去参考前译，因为我对照前译，发现他一篇译文有两处漏译，如果他逐段逐行参考前译，肯定不会发生这失误。

我是在什么情况下参考陈译本呢？就是遇到特别困难的句子，好奇心突起，想看他如何理解；遇到复杂的长句，又好奇心突起，想看他怎样处理。就前者而言，我发现耀成兄理解力高超，从无失手；就后者而言，我发现他处理复杂的长句非常灵活——这也让我看到我们翻译取向的不同。耀成兄倾向于意译，而我倾向于直译。这样，加上我们文字风格各异，有时候当我对照若干段落时，我惊讶于译文可以如此不同。不是好坏的比较——耀成兄的译文是极好的——而是语言不同，就像我们写文章有不同风格。尽管我有时意译起来，比任何意译派都还要意译，而耀成兄有时直译起来，也比任何直译派更直译，但总体而言，这两个版本真是意译与直译的有趣例子。而这种有趣，若考虑到我们的背景，会更有趣。我们都是香港人，但他的文学和文字修养似乎较受台湾文学和文字的影响，而我似较偏向大陆的——就是说，较西化、欧化：我曾经长期阅读欧美文学的中译本（就外国文学而言，我相信耀成兄较多读英文和英译，我现在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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