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曾经，并且现在仍强烈地反对美国对越南的侵略，但在接受四月中不期而至的去河内的邀请时，还是非常肯定地想，这一趟回来后我不会写东西。我既不是记者，也不是政治活动家（虽然我惯于在请愿书上留名并且参加过反战游行），更不是亚洲问题专家，只是一个顽固的、术业无专攻的作家，迄今也未能通过小说或散文来表达自己演变中的激进的政治信仰，以及作为一个美帝国公民的道德存疑，我怀疑自己对这样一次行程的记述能否为已经足够响亮的反战言论添加什么新内容。而为反战言论助威是现在作为一个美国人惟一值得去写越南的理由。

也许难题始自于此。对于去北越的邀请，我脑子里没有确定任何方向和目的。如果当时我对自己此行的无所助益（对我或对别人）抱定一些清晰的认识的话，我也很可能会比较容易地把我之所见加以筛选和分类。又如果我能偶尔提醒自己我是个作家而越南是个素材的话，我也很可能把一些令我困惑难受的事情摒除掉。然而，到那里后开始的一段日子里，我似乎一直处在一种深沉的沮丧中，大部分精力都用来控制自己的郁闷心情不要突破忍受的极限。现在我回来了，既然回来总得写写北越，我不后悔当初的决定。正因为我没有给自己设定任何角色，也就无法掩盖自己的无知，免除一些个人的不快，这样才大智若愚地促成了我这一趟旅程最终的发现。

当然，拒绝给旅行预设一个职业化的目的这一最初的想法并不是导致我困惑的惟一原因。一定程度上，我的怨怼是直接且不可避免的，是被移位到另外一种文化之后的诚实的反应。我也应该提一下的是，在这种时候，很少美国人会独自去越南。为了方便越南人，通常的做法是组团前往。有时是两个，大多数情况下是三个、四个或五个行前不认识的人凑在一起。我是作为三个人当中的一个到北越去的。在四月末相聚柬埔寨之前，我没见过两个同伴——记者安德鲁·科普开恩德和康奈尔的数学家罗伯特·格林布拉特，后者在为反战运动做一份全职工作。但这次旅程需要我们毫不松懈地保持并非完全自愿的亲密状态，那种适于恋爱或突发性危机的状态，并且要不停顿地保持上至少一个月。（我们受到的邀请是两个星期。可由于耽搁和联络不畅，我们花了十天的时间从纽约途经巴黎和金边到了河内，然后只剩下一星期的时间，就要踏上回程。）自然，和同伴的相处占去了我相当大一部分的注意力。如果我是独自出行，我可能已经到了越南人中间：作为一种义务，更可能是一种荣幸。在这种突然降临的亲密情境中，学会与两个陌生人友好而明智地相处是一种实际需要，即便，或者更何况，他们是我久仰的人，比如安迪·科普开恩德，我拜读过并很钦佩他的作品。现在，身处对三人来说都很陌生的世界一隅，见不到别的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除去来的路上在老挝逗留的四天里遇到的一个美国新闻总署的官员和一个美国记者，还有在我们到达后的第二个星期开头来到河内的四个由“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赞助的美国大学生），我们被进一步拉近到了一起。（我和罗伯特·格林布拉特都没有来过亚洲；安迪·科普开恩德五年前来过，造访了西贡、孟加拉、菲律宾和日本。）由于这样的因缘际会，我们似乎不可避免地要花上大量的时间去交谈，充满感激，病态般热烈地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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