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确实有真理这回事。”

——《图拉耶夫同志的案件》

如何解释二十世纪最迷人的伦理英雄和文学英雄之一的维克托·塞尔日的默默无闻？如何说明《图拉耶夫同志的案件》所受的忽略？它是一部奇妙的小说，自一九四七年塞尔日逝世一年后出版以来，就一再被重新发现又被重新遗忘。

是不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完全认领他？“出生以来就是政治流亡者”——塞尔日（真名： 维克托·利沃维奇·基巴利契奇）如此形容自己。他父母是沙皇暴政的反对者，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逃出俄国，塞尔日则是在一八九年“碰巧出生在布鲁塞尔，在横跨世界的旅途中”，他在《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中如是说。该书是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在墨西哥城完成的，他作为逃离希特勒的欧洲和逃离随时可能向他下毒手的斯大林的暗杀者的赤贫难民，在那里度过生命中最后几年。避难墨西哥之前，塞尔日曾在六个国家生活、写作、密谋和搞宣传： 比利时，在他少年时代，以及在一九三六年；法国，多次地；西班牙，一九一七年——他就是在那时采用塞尔日这个笔名；俄罗斯，他一九一九年初第一次见到的祖国，当时他二十八岁，此行是为了加入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二十年代中期在德国和奥地利，参加第三国际的活动。他在每一个国家的居留都是临时的，充满辛酸和争执，受威胁。在其中一些国家，是以他被赶走、驱逐、不得不离开告终。

是不是因为他不是——大家熟悉的模式——一位间歇性地参加政治党派和斗争，就像西洛内和加缪和库斯勒和奥威尔那样，而是一位终生的行动分子和煽动家？在比利时，他参加第二国际分支青年社会主义者组织。在法国，他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所谓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并由于他参与编辑的无政府主义周刊在臭名昭著的“博诺”帮被捕后发表文章对这帮匪徒表示些许同情（塞尔日绝不可能是共谋）和在他自己被捕后拒绝充当告密者而被判五年单独监禁。出狱后，在巴塞罗那，他很快就因西班牙的无政府工联主义者不愿意夺权而对他们大感失望。他一九一七年底返回法国后，又被监禁十五个月，这一回是因为他是（用逮捕令的话说）“不受欢迎人物，失败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同情者”。在俄罗斯，他加入共产党，参加内战期间的彼得格勒围城战，并受命检查沙皇秘密警察的档案（还写了一篇关于国家压制的论文），以及成为第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行政人员主管和参与第三国际头三次大会，然后，由于对刚巩固起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政府管治愈来愈野蛮感到苦恼，遂于一九二二年安排被第二国际派去国外做宣传家和组织者。（这时，第二国际有为数不少的自由职业的、外国的成员，而第二国际本身实际上是俄罗斯共产党的外国部或世界革命部。）在柏林革命失败后，以及接下去在维也纳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塞尔日于一九二六年重返此时由斯大林掌权的苏联，并正式加入他自一九二三年就成为其盟友的托洛茨基联盟“左翼反对派”： 他于一九二七年底被开除出党，不久被捕。总共加起来，塞尔日因参加一系列革命活动而忍受了超过十年的牢狱之苦。对于那些全职从事另一个更艰难的专业的作家来说，日子总是不好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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