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能否描述一下返回纽约的冲击?你看到袭击的后果时有何感想？

当然，我宁愿九月十一日那天在纽约。由于我当时在柏林——我去那里已有十天——我最初对发生在美国的事情的反应，实际上是通过中介的。我原计划把那个星期二下午的全部时间用来关在柏林郊区我的寂静的房间里写作，但突然有两位朋友分别从纽约和巴里打电话来，告诉我上午中段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事情。我赶紧打开电视，在电视屏幕前度过将近四十八小时，主要是看有线新闻电视网（CNN），然后才回到我的便携式电脑前，匆匆写下一篇文章，谴责我所听到的美国政府和媒体人物散布的愚蠢而误导的蛊众言论。（这篇短文，最初发表在《纽约客》，它在美国遭到激烈批评。这篇短文当然只是最初的、但很不幸也是太准确的印象。）真正的悲伤产生于几个并非完全连贯的阶段，而远离以及因此无机会充分接触死亡的现实，总是如此。我在接下去的一周的某个深夜重返美国，直接从肯尼迪机场，以我驾车所可能允许的程度驶近袭击现场，并徒步绕着曼哈顿南部那个约六公顷的面积徘徊了一小时——那地方现已成为一个热气腾腾的、山丘似的、发出臭味的集体坟墓。

我最初把焦点集中于围绕着事件的各种花巧辞令，但在我回纽约头几天，那毁灭的现实和死亡人数之多，使我最初的焦点显得不那么重要。当时我通过电视了解现实的次数已降至平常的水平——零。在美国，我一向顽固地不要电视机，尽管不用说我在外国是有看电视的。当我回家，我每天接触的新闻，来源主要是《纽约时报》和我在网上阅读的几份欧洲报纸。《时报》日复一日刊登一页页令人悲痛的配有图片的死者生平，他们是在被劫持的飞机上和在世贸中心里罹难的数千名死者中的很多人，包括在办公室职员奔下楼梯时逆人流而上的三百多名消防员。死者不仅包括办公室设在那里的金融业薪酬优厚、野心勃勃的人，而且包括在大楼里做卑微工作的人，例如看门人、文书助理、厨房工人，其中有七十多人——主要是黑人和西班牙语裔——在其中一座大楼顶的“世界之窗”餐厅工作。如此多的故事，如此多的泪水。不哀伤无异于野蛮，就像认为这些死者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在斯雷布雷尼察和卢旺达等地的暴行中失去生命的其他死者一样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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