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说一个故事。

那是1993年夏天，我回到萨拉热窝（我三个月前来过一次），这一回是应当地一位剧院总监邀请，来这座被围困的城市中一家遭过炮击的剧院导演一出戏。我四月份逗留萨拉热窝期间，曾与他见面，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回来当导演，我说好的，好的，很乐意，而我选择的戏——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也得到他和我见过的其他戏剧界人士的认可。不用说，这出戏将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上演：我从未想过我选择的演员们也许会有或应该会有另外的考虑。没错，他们多数略懂英语，来看我们这出戏的有教养的萨拉热窝人，也会有一部分略懂英语。但是，一个演员的才能，是与他或她用以发展其才能的语言之节奏和声音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的；而塞—克语是我们料想每位观众都懂得的惟一语言。有些人也许会觉得，敢用自己不懂的语言来导演一出戏，未免太轻狂了，对此我只能说，戏剧保留剧目在国际上的运作方式，如今几乎已像歌剧保留剧目向来的运作方式一样。阿瑟·米勒多年前应邀到上海导演《推销员之死》时，对中文的认识并不比我对塞—克语的认识多。不管怎样（请相信我），这并不像听上去那么困难。除了你的戏剧技巧外，你尚需要一对能感受音乐的耳朵和一位出色的传译员。

在围城萨拉热窝，你还需要很多精力。

七月份，我乘坐联合国一架军机飞抵萨拉热窝，我的背包里塞满袖珍手电筒和一袋AA电池，我的防弹背心的一个口袋里有贝克特这出戏的几册英文版和法文版。我抵达的翌日，就开始面试一群才华横溢、营养不良的演员（他们大多数是我第一次逗留期间结识的），绘制我心目中的布景草图，以及试图了解萨拉热窝剧院的一般做法——譬如在被围困的匮乏条件下和在不停轰炸的恐怖环境下可能的做法。挑选完毕，演员们和我便在剧院的地下室挤成一团——在第一周之前，不必在楼上工作，那里是舞台区域，较不安全——做即兴表演和磋商排练时间表（每个人都有繁重的家庭责任，尤其是需要花几个小时取水），以及学习互相信任。剧院外的噪音持续不断。战争就是噪音。贝克特似乎比我想像中更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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