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泰利奥·斯卡皮亚男爵是个特别残酷的人。五年前，他由王后安排，负责镇压那不勒斯的共和党的对抗行为；好像他在实施惩罚中得到的满足尚不足以证明这一任命，据说他还是她的情人之一（王后身边的人又有哪个不是呢？）。斯卡皮亚满怀热忱地执行着他的任务。他很高兴和王后的观点一致，认为每个贵族都很可能怀有革命同情心；他本人是西西里岛人，只是最近才被封为贵族，他仇恨老的那不勒斯贵族阶层。当然，不仅仅是贵族，还有神学家、化学家、诗人、律师、学者、音乐家、医生，事实上是所有人，包括牧师和修道士，那些拥有两三本以上书的人，也都是嫌疑犯。斯卡皮亚估计，君主制度真正的或潜在的敌人至少有五万人，约占该城人口的十分之一。

这么多？王后大喊起来，她不得不用意大利语对这个粗鲁的男爵讲话。

很可能更多，斯卡皮亚说。陛下，他们每一个人都在监视之下。

遍地都是斯卡皮亚招募的秘密情报人员。一家咖啡馆有可能是秘密的雅各宾党人辩论问题的俱乐部或某种其他用来讨论的场所；最近颁布的法令禁止所有的科学会议和文学集会，也禁止阅读任何国外书刊。一个植物学家的演讲厅有可能是某人用眼神或手势向另一个听众传递革命信号的场所。圣卡洛的一场演出有可能是炫耀一件鲜红的马甲或者散发秘密印刷的共和党印刷品的场合。一座座监狱迅速关满了该王国最受敬重的——即最富有以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居民。

那是惟一的错误。这惟一的错误是只处决了三十或四十人。死刑有个结果，一个因此终结了那份卷宗的结果。而判入狱有个服刑期。斯卡皮亚手上的大多数卷宗还是悬而未决的。安杰洛蒂侯爵因为拥有两本伏尔泰的书而在桨帆并用的大木船上干了三年苦力（一本禁书判三年，本来应该六年的），此后，他把进行背信弃义活动的地点转移到了罗马；在罗马，他参加了反抗法律、秩序和教会的起义。监禁的种种严酷性极为罕见地具有一种平息的效应。某某公爵的兄弟，服完一个短得多的刑期后（头发上未施粉，判了六个月），出狱时精神失常，回到家里的豪宅，再也没有看到他离开过那里；斯卡皮亚在这家的一个探子——一个男仆——报告说，公爵的兄弟就待在他那层楼里，与世隔绝，下令把一扇扇百叶窗关闭钉死，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无法理解的诗。罪犯释放了，其他人就得关押起来。宫里的那位葡萄牙夫人——爱勒纳拉·德·芳斯卡·皮明特尔——以前写过一些歌颂王后的十四行诗，把她自己写的一首《自由颂》拿给一个朋友看了，结果，斯卡皮亚就得以在这刚过去的十月份把她关了起来，要关两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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