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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胡适回忆当时情形，说“我为此事甚为焦虑，所以我决定向全体同学写一封公开信”。

写信的那晚，胡适原本睡下，但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所以索性披衣坐起，拔笔而书，“书至夜分二时半”。

信中胡适很不客气地把这种声音称为“爱国癫”（胡适的原文是“pat

ioticallyi

sa

e”，这个词也可译为“爱国疯”），意为已经丧失正常的理性：“此刻，余要说上述言论完全是疯话。吾辈情绪激动，神经紧张，理智失常，可以说得了'爱国癫’。诸位，在此危急关头，情绪激动是决无益处的。激动之情绪，慷慨激昂之爱国呼号，危言耸听之条陈，未尝有助于国。吾辈自称'学子’、'干材’，若只是'纸上’谈兵，则此举未免过于肤浅。”

胡适反对开战，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言论，“此刻言及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何以作战？主笔先生说，我有一百万敢决一死战之雄狮。且让大家来看一下事实”。胡适出具的事实是，中国仅有十二万士兵谈得上是训练有素，但装备极为窳劣。而且，海军没有战斗力，最大的战舰也是一个三等的巡洋舰，排水吨位仅四千三百吨。”

以这样的军备开战，“其后果，不仅于国无所改观，而且所得只是任人蹂躏！任人蹂躏！再任人蹂躏！”

此时的胡适固然是个和平主义者，思想上肯定有“不争”的成分。但这次反对“爱国癫”，主要还是出于实际情况的考量。在打不过的情况下硬打，那是拿生命作赌注，胡适是反对的。他以比利时的两个城市为例，鲁汶（Louv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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