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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哪场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将历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1919年底，身在历史现场的胡适在当时就意识到了五四运动在未来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他用英文撰写的《中国知识分子在1919年》，是比较早向西方世界宣传五四运动在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地位的重要文献。

在胡适看来，狭义的五四运动导致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推动了白话文运动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在这篇英文文章中，他写道：“1918年，几乎只有《新青年》一家在为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而摇旗呐喊；1919年6月刚过，全国各地众多期刊如雨后春笋纷纷涌出。这些刊物的主编，基本上都是些受新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它们仿效我们8月份被北洋政府封禁的《每周评论》，多为周刊，并且几乎都是用白话文写成。据估计，这样的期刊目前已逾四百种，而据上海的《星期评论》报道，仅在江苏、浙江两省，新期刊就超过两百种；在湖南长沙，曾经有十种思想激进、敢于说话的周刊，它们同样处在张敬尧将军的军事统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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