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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罗家伦的《国父年谱初稿》，孙中山在北京病危(1925年2月），西医束手，他的家属和从人推李石曾专赴天津找回胡适，由胡适劝说先生试服中医所开药剂。虽然最终无效，这事却表明晚年孙中山对胡适颇为尊重。或许因此缘故，胡适一再作文，借批评孙中山“知难行易”论，反对国民党当局假说人权以掩饰思想专制，起初还能得到蒋政府的容忍。

无论如何，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统治下，能听到不同意见，能存在反对的声音，还是很了不起的。

然而，当胡适的“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一文，追述历史证明孙中山《建国大纲宣言》的错误及“恶影响”，蒋介石们便难以忍受了。胡适说：“自从‘民国’二年以来，那一年不是在军政时期？‘临时约法’何尝行过。‘天坛宪法草案’以至曹锟时代的宪法，又何尝行过。”“故十几年政治失败，不是骤行宪法之过，乃是始终不曾实行宪法之过，不是不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遽行宪法，乃是始终不曾脱离拨乱时期之过也。”胡适的结论是：“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

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训政，当时还有来自中共和左派人士的批判，要比胡适和新月派猛烈得多，如瞿秋白就将蒋介石连同孙中山的训政论彻底否定。比较起来，胡适的批评，无非说训政缺乏合法性。而所谓“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政”，并没有击中国民党“独裁”的要害。因为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本来是在苏联派来的鲍罗廷策划下进行的。此人在孙中山死后，仍做国民党政府高等顾问，直到国民党宁汉合流之前被武汉的汪精卫当局解聘。已在近四年任内使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派，习闻列宁、斯大林的政党学说，已将“一党独治”视作天经地义，所以对胡适批评他们“专政”，并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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