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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驻外使节,对国际总体形势判断把握是否正确,是否客观实际，对其是否能比较好履行驻外大使的职务，是关键性因素。

胡适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毫无疑问是有着他特有的敏锐目光和准确把握的。

早在1935年6月20日,他曾致信王世杰,针对当时中日形势,他分析了两个可能的局势:“(一)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唯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

一个星期后,胡适再度致信王氏,强调“此策的主旨是如何可以促进那个‘不很远的将来’的国际大战。如何可以‘促其实现’?”他认为只有中国首先自己坚持抗战,不怕牺牲,“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四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

1938年10月20日胡适致电蒋介石,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对策进行了分析和阐述:“美苏两国均不愿中国讲和,就目前情形论,此言已得印证不容再有存疑。苏俄不愿我讲和,故以武器助我。美国不愿我溃败,故愿经济援助。故就我国现况言,惟有等待时势演变。”

作为驻外使节,仅仅具有对形势的正确判断还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通过自己的外交努力争取形成对对自己国家，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长期以来学界几乎形成一个共识——弱国无外交。抗战初期的国民政府在外交方面似乎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但事在人为，弱国可以通过强有力的外交攻势,广泛地争取外来同情和支援,从而为自己赢得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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