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到冯牧同志家串门，正赶上他要去接待日本作家代表团，我也就随他一同前往。

日本客人除代表团团长野间宏先生外，还有井上光晴、夏堀正元、针生一郎等人。席间，几位日本朋友忽然谈起二次大战，谈起他们各自对中国人的负罪感，以及日本政府对中国人民所应承担的罪责……

他们的话，触动了我久梗在心的一腔怒气，不觉冲口说道：“是啊，既然一个被侵略者都不要求国际法庭给那侵略者以制裁，你还能指望侵略者承认自己是侵略吗？所以我们对日方制造的光华寮事件、参拜靖国神社事件、教科书事件以及日本右派法西斯若干起挑衅事件，多次抗议而无效果，是因为我们早就把本属自己的权利扔掉了。”

不但如此，日本作为一个发动侵略的战败国，对中国人民在长达十四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中日战争中的损失，也未做丝毫赔偿。

一九四五年，我们失去了第一次机会。当时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为了与日本政府的政治交易，竟放弃了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索赔。当然还有美国总统杜鲁门以及怀着各种目的的政治力量，不能算是光明磊落的插手。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日与日本恢复邦交之际，我们又失去了一次机会。日方主动提出赔偿中国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损失，而中方表示，为了中日两国子孙万代地友好下去，决定不要这笔赔偿。

我们很穷，建设“四化”资金不足，很需要这笔钱。即便这笔钱不还给深受日本烧杀抢掠的中国百姓，还给中国政府也行。

退而言之，哪怕日本政府赔偿中国人民一元钱也行，在天安门广场，面对世界舆论和良知，举行隆重的赔偿仪式，以明确日本政府侵华战争的性质，以及日本政府在道义、法律上所应承担的罪责。例如美国，至今还在偿还美籍日人的存款在二次大战中被冻结的损失。又如奥地利维也纳市政府租赁给联合国修建办公楼的那块土地，实际上是赞助性质，但维也纳市政府与联合国曾签订正式协议，年租金为一美元，每年由联合国派代表将租金送至维也纳市政府，正式履行付款手续，用以说明这块土地的所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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