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画家在故宫里画壁画《安加利之战》。

1503年，他从罗马抵达佛罗伦萨，接受终身行政长官，当时任共和国最高执政的皮埃罗·索德里尼的邀请，在故宫长老议会大厦新建的会议大厅墙上绘制一幅壁画，描写某一次值得纪念的战役。画家选择了1440年的安加利之战，那是佛罗伦萨人战胜伦巴第公爵菲利浦-马利亚·维斯康蒂的军事统帅尼科洛·比奇尼诺的战斗。

会议大厅的墙上已经画了一部分：四个骑士厮打在一起，为争夺战旗而鏖战，长旗杆顶端的旗帜已经成为一块破布，旗杆被折断。五只手抓着旗杆，狂怒地往各个方向拖拽。空中刀光闪闪，咔嚓咔嚓地相互削砍。人们张着嘴，看样子狂暴的叫喊声从嘴里冲出来。人的面孔扭曲了，比神话中披着铜质铠甲的野兽还凶恶可怕。人们的疯狂感染了战马：它们竖起前蹄，相互交叉在一起，抿着耳朵，睥睨着的眼珠射出怒火，像猛兽一样，龇着牙，相互啃咬着。下面，在马蹄前，一个人在血污里抓着另一个人的头发，把他的头部往地上撞，想要置他于死地，并没有发觉他们二人将要一起倒下去。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体现出种种恐怖，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残杀，是“最野蛮的愚蠢行为”——“pazzia bestialissima”，用列奥纳多的话来说，“地上不会留下一块平坦之处，没有一个地方不留下斑斑的血迹”。

他刚刚开始工作，空荡的大厅里的砖地上响起了脚步声。他听出来是什么人，没有转过身来，皱起了眉头。

原来是皮埃罗·索德里尼，尼科洛·马基雅弗利讲到像他这样的人时说，他们既不冷也不热，而是温吞吞的，既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而是灰溜溜的。佛罗伦萨的市民们是发了财的小业主的后裔，爬到显赫的地位，选中索德里尼当共和国的领袖，是因为他跟大家一个样，是因为他完全平平庸庸，对所有的人都不偏不倚而且没有危害，市民们指望他能够成为他们的驯服工具。可是他们错了。索德里尼原来是穷人的朋友，是人民的保卫者。不过任何人对此都没有介意。但他毕竟是太微不足道了：他没有治国安邦的才干，只有当官的热心；没有智慧，只有谨小慎微；没有高尚的美德，只有宽厚的心肠。人人都知道，他的夫人阿简蒂娜太太趾高气扬，高不可攀，并不掩饰对丈夫的轻蔑，每逢提到他，必定称他为“我的大老鼠”。的确，皮埃罗先生真的像是办公室地下室里的大老鼠，区别只在于他让人尊敬。他并不油滑，甚至天生也并不卑鄙，尽管这两种素质是混迹于官场所必备的，犹如机器的轮子需要润滑油一样。他对共和国忠心耿耿，为人冷漠、固执、倔强和像木板一样呆板——清正廉洁，用马基雅弗利的话来说，他“像是刚刚洗过的衣服一样，散发着肥皂味”。他本来想要让大家都听话，可是结果却激怒了大家。他不迎合富人，也不帮助穷人。永远坐在两把椅子中间，掉在两堆火之间。他是个难得的中庸者。马基雅弗利曾经受过索德里尼的庇护，有一次为他写了一篇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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