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数次录音里，我曾略微叙述我怎样替那些一向为文人学士所轻视的白话小说的新版书写序言和导论。我也曾提到我对我自己所说的“价值重估”（Transvaluation of values）［这一概念］的认识和执行。那也就是把千百年来一向被人轻视的东西，在学术研究上恢复它们应有的正统地位，使传统学术方法和考据原则等也可用之于对小说的研究。

［在现代的中国学术里］这一个转变简直与西洋思想史上，把地球中心说转向太阳中心说的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的思想革命一样。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真也是企图搞出个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来。我们在学术研究上不再独崇儒术。任何一项有价值的学问，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把汉学研究的范围扩大，本来也是我个人野心的主要目标。

在这些年里，我个人所从事的批判性的整理国故的工作，至少也有两大目标：一个便是中国文学史；另一个便是中国哲学史。后来，我总欢喜把“中国哲学史”改称为“中国思想史”。

这两方面也是我留学归国以后，整个四十年成熟的生命里［学术研究］的主要兴趣之所在。现在我想就把这两方面，来把我个人的些微成绩，做个概括的总结大致说来，适之先生是一位圣之时者也。他一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是与他有生之年的这个时代密切配合的。我们也可以说胡适之是“胡适的时代”里的第一位大师罢。

然而“胡适的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要知道胡适时代，一定先要知道这同一时期，我们的国家所通过的是一个什么“时代”。“胡适”是不能超出“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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