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六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在“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这一领域里的落伍,可能远甚于“自然科学”!可怕的是,学术界里“社会科学”的落伍,却正如病理学上的高血压症的滋长。病情是不显著的;杀人是慢慢来的,所以患者也就因为自己肌肉发达,红光满面,自以为健康,而对它视若无睹了。
我们在这一行道里的落伍,从胡适、郭沫若起是整个中国学术界的悲哀,并不是右派“落伍”左派就一定“前进”。大家都是黄面孔,要落伍大家一道来!事实上,近三十年来社会史学派“批胡”之所以得其反效果者,实在怪不得他们的外国老师,而是怪他们自己在“行为科学”上不争气。因为任何门派的学术,都有一套“看家本领”。行为科学没有基础则看家本领绝对学不好;自己一套看家拳法也没有,如何能上得胡阿里的擂台呢?!
举个浅近的例子:
五十年前,郭沫若不是就在问胡适东西周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了吗?胡氏避不作答,但是郭氏自己回答了没有呢?曰有!那是“奴隶社会”。同时这个社会里出生的大哲学家孔丘,就是“为奴隶主服务的”!
何所见而云然呢?郭氏因而搬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金石甲骨、无头死尸等等全套行头,然后再从胡适兵工厂里借来了一些陈枪烂炮——“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无征不信”、“言必有据”、“九分证据,不讲十分话”……结果“证据”确凿,因而就“考证”出一个“奴隶社会”来了。乖乖,郭老这一套咬文嚼字的“考据”功夫,也真“不让乾嘉”,足叹观止。
可是这一套原是胡适的法宝啊!不过胡氏运用起来却不像郭氏那样粗心罢了。胡适避不作答还可说是“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而郭氏则在搞“无胆假设,大心求证”。首先他就不敢对“奴隶社会”这个东西“存疑”。“有疑处不敢疑”是为“无胆”!奴隶社会是个制度,制度是个活东西,是人类群居生活经验上自有其“形态”的。郭氏对这个“形态”的“社会”初无了解,而误以为咬文嚼字是不二法门(这也就是具体而微的胡适);结果技止乾嘉,才输胡赫,这就是“大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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