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文字既有其发展中的“必然”后果，这后果对它所附属的社会的发展，也就有其“必然”的影响。

其影响最明显的一点，那就是在一个农业经济（着重“农业经济”四字）的社会之内，也就是魏复古所说的“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之内，大众传播工具（means of public media）甚为原始的时代，它必然会促成大型社会的分裂，至少它妨碍大帝国政教体系的统一。

在一个农业经济的社会里，拼音文字是鼓励方言发展的。一个大文化单元之内——如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区”（Christendom）——民族杂处，方言处处，如果其最高发展的文字是拼音文字，这个文字不特会妨碍这个文化单元内的政治统一，并且会助长“地方主义”（regionalism；provincialism）、“部落主义”（tribalism）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之发展；尤其是在太平盛世，家给人足之时更是如此。因为天下太平，人寿年丰，人民衣食足，礼义兴，弦歌处处，“方言文学”（vernacular literature）便会应运而生。方言文学大行其道，则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就不易维系了。这便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方言文学四起，狭义民族主义与之俱兴，而导致现代欧洲分裂局面之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在欧洲史上，罗马帝国之覆灭从而发生了列国对峙之局；在中国史上——中国版图比欧洲还要大——其发展却适得其反。我们是由五霸七雄的覆灭而促成秦汉大一统之实现。嗣后中国的政治史则总是在“分久必合”的原则上兜圈子；而欧洲的政治史所表明的则是“一分永不再合”，连现在这个最起码的“共同市场”也搞不起来，其理安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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