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军占领长沙之前，全国各地认为我们的北伐不过和中山先生昔日的北伐大同小异，最多又是一次湘粤边境的小战事罢了。不仅北方军阀如此看法，即广州中央不少军政大员对胜利也殊觉渺茫而一再迟疑观望。但是当我七、四两军入湘援唐的部队迭克名城之后，全国的观感便不一样了。首先，中央军政首脑对胜利增强了信心，蒋总司令于7月9日轰轰烈烈地在广州举行就职典礼，正式誓师北伐，公告中外。7月27日蒋总司令也率其第一军一、二两师（当时战斗序列为总预备队）自广州出发北上。到此，全国各界才知我们是倾全力北进，决心和军阀作殊死战，与昔日中山先生北伐的形势已不可同日而语。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等军阀巨头，开始对我们这一新兴势力刮目相看，而再重新估计和部署，以求自全之道。其他左右依违的地方势力，也开始和我们通款曲，冀图加入革命阵营。首先来归的，便是贵州的袁祖铭。他声称愿将他的两军改隶于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到7月中旬，经军委会核准，遂委袁部师长彭汉章为第九军军长，王天培为第十军军长，令率所部自贵州出湘西，直捣常德；袁祖铭本人并受委为北伐军的左翼军总指挥。

第九、十两军于7月中旬，由黔东向湘西前进，使我军无西顾之忧。不久，第一、三、六各军也抵达湘赣边境，自攸县至醴陵之线，东向警戒湘赣边境。中路我军则和敌相持于汨罗江两岸。战况胶着，双方都在做第二期作战准备。

这时唐生智和我经常交换关于第二期作战计划的意见。我二人不约而同主张一鼓而下武汉。当时正传广州中央有人主张克复长沙之后，对鄂采取守势，将主力转向江西进攻。唐生智得报，焦灼异常。遂约我联名函陈蒋总司令，详细分析利害得失，坚决主张直捣武汉，截断长江中游。我也完全同意唐氏的主张。因先鄂后赣，为湖南当局切身利害着想，固为必须；而为北伐整个战略前途计，也极为顺理成章。我二人乃根据此种论断，拟具意见书，派人专程送往正在前进中的总司令部；并决定亲往衡阳欢迎蒋总司令，当面解释我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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