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一八”以后，全国都在抗日气氛笼罩之中，人心悲愤。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以前内战中的重要领袖们，现在多少都有“先国难而后私仇”的概念，认为内战实在不应再继续了。孰知就在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两件可笑的小政变。一为1933年，抗日成名的十九路军诸将领所导演的福州“人民政府”；另一则为1936年夏，陈济棠在广州所号召的“反蒋抗日运动”。两件都富有高度的戏剧性。

先是，“一·二八”淞沪之役，十九路军一举成名。蒋光鼐、蔡廷锴一干人物顿时变成民族英雄，为全国人士所一致钦仰。但是中央此时却抱退让的态度。淞沪战时，蒋先生曾令张治中率第五军俞济时等部参加作战，表面上是协同抗日，事实上则用来监视十九路军，防其扩大战争范围。这事使蒋、蔡等将领极感气愤。

淞沪战后，中央为防止十九路军再度抗日滋事，有碍和局，乃将蒋、蔡等部队调防福建，并任命蒋光鼐为福建省省主席。其实，中央如真为防止十九路军闹事，则大可将蒋、蔡等调往河南、安徽等无日本通商口岸的省份，岂不更为保险？蒋先生不此之图，而调之入闽，实系一阴谋。

因十九路军原为北伐时第四军的一部，将领官兵多为粤人。其指挥官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更自视为广东的主人翁。十九路军于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时，奉调自粤北上，使时为广东省省主席的陈铭枢顿失羽翼。不久，陈铭枢便为陈济棠排挤而去，其心中对陈济棠和蒋先生的怨恨，无时或释。一有机缘，渠等便想在广东卷土重来。蒋先生把握济棠、铭枢之间的矛盾，故意将陈铭枢的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使其垂涎广东，互相火并，以达一石击二鸟的目的。十九路军到了福建，广东方面的陈济棠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顿时感到极度的不安，而蒋先生则高踞南京，玩其分化统治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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