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1941年2月豫南、鄂北会战结束之后，直至1943年秋季我离开五战区，调升汉中行营主任止，前后约两年多的时间，敌人均未敢再犯五战区，使我能彻底整顿本战区的部队，预备反攻。

1941年12月8日，由于日机偷袭珍珠港而引起了太平洋战事，美国和英法同时对日宣战，欧亚两洲战火终于烧成一片。我军抗战四年，至此骤得强大盟国加入对日作战，抗战必胜信心于焉确立，军心民心的振奋，实前所未有。

1942年春初，蒋委员长为应付国际新局势与调整各战区的部署，又召集各战区司令长官赴陪都开会。这次会议，仍与欧战爆发后的会议相同，各将领许久未见，大家乘机在重庆互相对国内战局作一番检讨罢了。

会毕，我又向委员长请假十天，返桂林原籍省亲。此次返桂林，各界欢迎热烈如前，唯老母年高体弱，已十分衰迈。我在两江墟故宅住了一星期，不得已又回桂林，预备飞渝返防。孰知重庆派来的专机，或系因天气关系，迟迟未到。我因自思与其在桂林闲住候机，不若再返𣕎头承欢数日。不意刚回至村中，桂林便来电话报告，飞机已到。然此时我忽发觉老母病况突然转剧，遂不敢离开，终夕在榻前伴侍。是日夜半11时，慈母遂瞑目而逝，享年七十有六岁。子欲养而亲不在，悲痛曷极。乃急电中央续假十天，在家守灵开吊，遵旧制成服，亲视含殓。中央自林主席、蒋委员长以下均有唁电，地方各界均派专人前来祭奠，备极哀荣。

家母丧事之后，即赴桂林，乘中央特派的单人飞机径飞重庆。当飞机飞至湖南芷江机场，预备着陆加油时，自天空俯瞰，机场上不见一人，四周一片死静。我下机后，始知敌侦察机三架曾来芷江机场上空侦察，许久始去。我机着陆离敌机飞去时，相去尚不足三分钟。真是“失之交臂”！否则我们一定被打得机毁人亡了。实是侥幸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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