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战胜利的消息一出，中央便任命我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该机构于1946年9月1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其组织与人事除增加一调查处，处长由中央直接委派之外，余均照旧。

按中央所颁组织章程，北平行营直辖两个战区（第十一、第十二），包括五省（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热河）三市（北平、天津、青岛）。辖区内一切军、政、党的设施俱得听行营主任的命令行事，我的权力不可谓不大。按理应可大有作为，替国家人民服务，可是我接到命令之后却忧心忡忡。

在抗战胜利前两年我便唤醒中央注意，认为“战争在华南，问题在华北”。如今抗战胜利，华北的情形最复杂，是战后问题焦点所在，我担任华北军政最高长官，职责是何等重大。如果中央能按照规章，授我实权，以我数十年统兵和从政的经验，以及鞠躬尽瘁的决心，自信可以澄清华北，辅翼中央而复兴中国。

但是以我和蒋先生相处数十年的经验所得，我深知蒋先生绝不会信任我而授我以实权。他要把我捧得高高在上，负华北全局安危之责，而无丝毫调兵遣将、控驭下属之权。主官无权，政出多门，则治丝愈棼，华北前途必不堪设想。但我又未便向蒋先生诉苦，因为说穿了反而启其疑窦，于事无补。所以在奉命之日，心情上实感无限沉重。既辞谢不得，只有尽我所能。

北平行营是一个兼管军事、政治的机构，建制上设有秘书长一职，我汉中行营幕僚中尚无适当人选足充此任。最后我便报请西北大学教授萧一山君担任此职。我与萧君在汉中才初次相识。斯时萧君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西北大学（在汉中城固县）法学院院长，凡有重要集会，他都被邀参加。一次在汉中军分校毕业典礼上经人介绍相识，遂一见如故。嗣后他曾来行营和我长谈竟夕，颇为投契。因此当我需要遴选一位秘书长时便想到了萧君。且因他久负才名，与全国教育界人士极为熟悉，北平为我国文化荟萃的中心，如得萧君为佐，实最理想。起初，萧君对此颇为踌躇，因他与蒋先生也很熟，蒋先生且曾数度请他入中枢任职，皆因政治主张格格不入而婉谢。这位一向遁迹高蹈、薄中央之官而不为的学者，一旦与所谓“桂系”接近，岂不惹蒋先生的不快？经我一再解释，他才有屈就之意。再者，一山尚有住宅书籍在平，八年战火之余，亟待整理。抗战结束之初，交通困难万状，他要立刻飞平殊非易事，如就任北平行营秘书长，则可返北平于旦夕之间。经数度考虑，他终于接受了我的邀请。以后我们便成为终身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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