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南京危急之时,除我和行政院院长、参谋总长及少数高级官员之外,政府本已全部迁往广州。南京失守后,我临时决定飞到桂林的原因,是看透了蒋先生如不肯放手让我做去,则不论政府迁往何处,局势绝无挽回余地。南京三个月的惨痛教训对我太深刻了。在蒋先生幕后控制之下,政治无法改革,军队无法调遣,人事无法整顿,军政费无从支付,经济完全崩溃,守江谋和的计划无法实施。结果,“开门揖盗”,天堑长江,一夕而失。凡此种种,均系蒋先生有意出此,让我早日垮台。
4月23日清晨离京之后,我默坐机上,只闻机声隆隆,震耳欲聋,除此之外,则又似万籁俱寂。瞻前顾后,不觉百感丛生,悲愤无已。思索抵桂之后,对大局将何以自处?深思熟虑之后,忽有所悟。自觉在今日的情况下,只有两途可循,一即决心引退下野,以谢国人。按照宪法的规定,总统、副总统均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院长代行其职权,并由立法院院长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议,补选总统、副总统。然而我又顾及在此军事溃败之下,动辄失地千里,国民大会代表散处四方,欲凑足开会法定人数实属不易,故欲走此路,显有事实上的困难。另一可循途径,便是与蒋先生公开摊牌,要求他切实履行诺言,保证绝对不再干预政治、军事和人事,交出国库中的金银和外币,好让我尽心尽力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实际上蒋先生绝难做到,所以我也深知选择第二条路亦毫无把握。不过今日已到山穷水尽之时,在主观上只有作如是想法了。
专机抵达桂林时,各界闻讯前来欢迎的仍是人山人海。当时高级军政人员都知道局势严重,他们一致认为在目前局面下,蒋先生既不肯放手,我断然无力起死回生。蒋先生最后必要凭借他优势的海军、空军,退保台湾一隅,建立一个小朝廷。到那时,我们在大陆全部溃败,恐怕想进入台湾谋一枝之栖也不可能。现在我既然在内战中失败,倒不如拿出体育家的风度,干脆承认失败,把军政大权和平让予中共,以免内战继续,生灵涂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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