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0月10日“国庆”时，广州已微闻炮声。“国民政府”各机关早已决定迁往重庆，由民航飞机分批运送，笨重物件则循西江航运柳州，再车运重庆。10月12日共军已接近广州市郊，我本人才偕总统府随员乘机飞桂林，翌日续飞重庆。

广州撤退时情况极为凄凉，因为我本人坐镇至最后一刻，市内人心尚称安定，败退的国军亦无抢劫情事。唯广州警备司令李及兰最后撤出市郊时，竟命令工兵将海珠铁桥炸毁，实属不该。此事徒贻共军以宣传口实，于军事毫无裨益。

共军占广州后，旋即分两路向西进袭。一路循西江而上直捣苍梧，攻击白崇禧部的右侧背；一路循四邑、两阳直趋高、雷，进逼雷州半岛，以切断白部由广西撤往海南岛的退路，构成三面大包围的态势。

“国防部”与白崇禧原先对这一方面的战略计划是以海南岛为后方，必要时将主力撤至海南岛，再图反攻。此一计划卒未实现。第一，白崇禧自信广西可以固守；第二，因为共军迫近川东与黔北之时，蒋先生命令原拟自湖南退入广西的黄杰、鲁道源两兵团向黔东增援宋希濂部，以固守贵阳，以致白崇禧的精锐部队第七、第四十八两军西撤时主力伤亡过巨，无力南顾雷州半岛，全军遂逐渐陷入共军的包围圈中。

我于10月13日抵渝，暂住歌乐山前林森故主席官邸，旋迁入城内。重庆城防以及川东防务，全系蒋先生的嫡系部队，我的命令不发生丝毫效力，而蒋先生却可为所欲为。我只身在渝，一举一动都在蒋氏心腹监视之下，言行稍一不慎，立刻可以失去自由。

原先在广州时，黄埔系将领及蒋先生夹袋中的政客已有请蒋先生复职的企图，然那时尚无人敢公开说出。抵渝之后，情势便迥然不同。他们认为广州既失，我已堕入蒋的瓮中，可以任其摆布。CC系和政学系控制下的报纸此时已不再以“总裁”称呼蒋氏，而径呼为“总统”。我深知蒋先生已呼之欲出，不久便要“复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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