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与中共学术交流的整个计划推动之下，我由纽约市立大学派往中国大陆做交换教授，教授美国史六个月。离乡撇井三十余年，一旦身返故里，晤儿时伙伴，触景生情，其中酸甜苦辣的情绪，实非亲历其境者所可想象于万一。同时通过深入的观察，我觉得今日大陆上最苦的还是农民，什么水利、电力等建设，不是没有，但是由于人口的失去控制和工业发展的缓慢，农民的衣食住行、教育、卫生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却改善得极其有限！

笔者幼年是在大陆农村的泥土里长大的，对那时农民的疾苦知道得太深刻了。良心驱使我诚心诚意地希望他们在过去三十年内，能有个彻底的翻身。

三十年不是个短日子！他们今日仍然很苦，胡为乎而然呢？迷惘之余，这才使我想到对台湾农民的生活也作点粗浅的了解和观察。这就是我撰写本文的原始动机。

不敢麻烦公家

今年（1981）八月下旬，承在台北举行的“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会”中几位老朋友的邀请，我在纽约取得了可以进入台湾十天的过境签证，飞到台北。我想在这极短的停留期间，利用会外余暇，到台湾农村里去看看。但我不敢也不愿麻烦官方，我只是私下向我在台湾省公路局任职的表弟表示，希望他能替我借一部小汽车，并利用他本省籍夫人的亲友关系，替我在台湾乡间找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中等农民’的家庭”，让我不拘形迹地去访问一下。

在三十多年前的大陆上，表弟便一直是听我使唤的“小鬼”，我是他的“大王”，我们之间的感情，真比亲兄弟还要亲。后来我去美国，他在一偶然机缘下，进入台湾。在台湾娶妻生子，家庭十分幸福，工作也相当顺利。他生性厚重，人缘又好，三十年的定居，也可说是台湾的老乡里了。但是当我们又碰到一起时，在心理上，他还是我的“小表弟”——虽然最近他已有了一个孙子——我这个“大王”，还可把他这“小鬼”使得团团转，甚至他的几个可爱的孩子也被我这位远道而来的“表伯”动员了起来。男公子替我做照相师，小女孩则替我做闽南语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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