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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的正统论和立信论是很难懂透彻的，所以刘备学几次无法完全掌握很正常。

法正为代表的朝臣，学完之后依然难以区分“兵者诡道”和“立国以信”之间的界限，也是依然模糊的。

尤其是分歧于“对于失信、耍诈过的敌人是否能以暴易暴？如果能，又该做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可以彻底不择手段不讲下限了？”

包括后世很多秦粉，一旦陷入狂热，就拿“六国也不是白莲花，大家半斤八两”来和稀泥。

这就必须把原理说清楚。

李素非常诚恳、循序渐进地跟刘备分析：“秦汉以来，治国先以韩申、后以黄老、末尊儒术。但韩申之便，久为人君所难割舍，所以偏重术、势以害法的权宜之计，屡见不鲜。

孟子以人生而有四善之性，倡信义。荀子以人性分为性、伪两部，性恶而伪可善。然此二论在百官、学士之间多遭阳奉阴违，多因读书人看透了大汉‘儒表法里’，宁可信韩非对人性之判断。

依韩非之言，‘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恶行为人所知，便会为人所防，智谋发明新诈，被骗者下次就会更加提防，互信便已不存。故争于气力之时，智谋之用尚且衰微，何况道德。

孝直此番学信义之用，到了实践施政时却再次动摇，认为‘对付本身历史上也曾使过诈的敌人，就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说白了，就是被韩非的‘当今争于气力’论所诱，觉得越到后世，道德愈发沦丧。所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人君倡导信义，也终究只是一时肃清风气，不得长久。

所以，要破除这种邪念，关键是要分清信义之用的界限，并且分清人性善恶的界限，从孟、荀、韩三论中寻找真谛。陛下若是有暇，臣愿由实向虚，先论实政，再论纲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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