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芬／文学教授，台湾资深评论家

接到出版社寄来葛亮《七声》排印稿的午后，才埋头读了几页，不由得把手边正做的事丢一边去，直到发现腰酸得直不起来，窗外已黑遍了。我不知身在何处，也说不出这样一气读完整部作品的具体感觉。当下只觉还有人比我更幸运的，那就是更早读到这书的编辑。

台湾读者看大陆小说，一直以来，除了一种时地隔阂的新鲜感，两地心态与语言的差异无疑也是刺激阅读的因素之一。从八〇年代的张贤亮、莫言、王安忆、韩少功、阿城，一路到九〇年代的残雪、刘索拉或张辛欣，近年固然李锐、阎连科、曹乃谦都在台湾书市大放异采，像贾平凹《秦腔》、余华《兄弟》那样令人感到疲累的长篇，也不是没有。葛亮的故事里没有历史的笨重感，也没有走火入魔的实验手法，他以一条清亮嗓音，三十岁不到的年龄，别辟蹊径，重新回归说故事的趣味。他的语言，干净洗炼，节奏迅疾，有三月阳春的飒爽与清奇，冬雪落在地上般鲜明的印子，带领着读者步步寻向不可知的径外人世。早在写性爱人生的《谜鸦》里，他就展露了这样的绝佳天分，到了这本类自传的小说《七声》，葛亮鼓点频催，流畅依然。故事环绕着成分良好，背景优越的男主角毛果，数则人物记事，像穿珠一般的串起边缘人、世间事，可分立也可合观的数段人生。以孩童至少年毛果为视角，回忆往事故人，少了《谜鸦》的酷样与老成，《七声》寓热情于冷笔，各篇紧凑相接，比起《谜鸦》来，无疑进境显明，技巧愈隐，余味更厚。

葛亮《七声》，除首篇《琴瑟》写外祖父母外，全书皆以主角人物姓名为篇题。耐人寻味的是，愈是不起眼的人物，葛亮愈发写得血肉丰盈，有棱有角。脸上倔强，面容不屈，见不平即愤然仗义的女工阿霞；拄杖佝偻的邻居阿婆，向毛果母亲一句“小孩不能没有小孩样儿”“羊圈里圈不出赤兔驹”，解救了被强押做功课的孩童。葛亮的人物塑造由于语言鲜明自然，情节描摩深刻，就有这种出神入化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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