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表象看本质。

钱被抢了，粮被抢了，甚至地盘也被抢了，所以我们大家伙才合起心来闹事——这才是这张长达一米、可谓字字是血泪的诉状所掩藏的真正内容。

不论王邦才、李获阳等哗变官员如何诉苦，高淮在辽东又是如何搜刮民力，有一点是绝对绕不过去的，那就是没有高淮，这些钱粮恐怕也到不了朝廷手中。

谁人得去了？

除了辽东文武，应当没有他人。

对此，良臣从不怀疑。

因为，历史很明确的告诉他，辽东军头的形成正是在万历时期，至崇祯末期达到巅峰。最后，摇身一变，“从龙入关”了。

有稳定的钱粮来源和地盘，有大量役使的军民，才是形成军头的基本条件。

高淮所为，且不论其是否具备合法性，又是否真的手段粗暴，不顾民力如强盗一般竭泽而渔。至少，在良臣看来，他在辽东干的不错，要不然万历也不会挺他十年。

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高淮的说法是王邦才和李获阳抢夺他上贡给皇帝的钱粮，事泄铤而走险率众哗变。

王邦才他们的说法则是高淮在辽十年，致使百姓穷困，军民苦不堪言，他们这才不得已带甲喧哗。

谁对，谁错，良臣不评定，他也没这个资格评定。

他只是来看看的，万历没有给他任何权力，任何可以处置这桩大事的权力。

不过，站在良臣的角度，单从这份诉状来讲，高淮的税使差事干的是十分到位，也很尽力的。

不论从事哪种行业，只要有买卖，有利润，那向国家交税，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

如果说错了，也是高淮干的有些过份，或者说过于贪婪了，也有点过于小家子家。

百姓种的菜也要收税，这未免太不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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