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独断》：“正月上丁（正月上旬的丁日），祠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祖庙、世祖庙，谓之五供。五供毕，以次上陵也。”

所谓‘五供’，便是指五个重要的正月祭祀活动。在京的“九宾”，皆要参与其中。

《后汉书·礼仪志上》：“大鸿胪设九宾，随立殿前。”“九宾谓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换句话说，宗室诸刘、百蛮贡职、众郡奉计，中的不少人，要参加完‘上陵礼’，方能打道回府。

陛下让刘备留京，也是遵循惯例。

别无不同。

刘备乃是列候，‘五供’自要参加。大鸿胪属下治礼郎，已来府中传授刘备必要的祭祀礼仪。好在类似这样的大祭，参与人数众多。只需随大流，便可过关。刘备自幼家教甚严，亦不曾短了礼节。

府中只有七婢、两位义弟，三位家臣，及百余护卫。主簿贾诩甚是空闲。多在中庭三层书房，为刘备整理平羌手札。

段太尉的平羌手札，总结起来四个字：恩威并济。

对内附的羌人，安抚善待。对反叛的羌人，尽数诛灭。

刘备粗略统计了下，自桓帝延熹二年，继任护羌校尉，到再任破羌将军的几年间。死于他刀下的羌人，竟达十万之数！甚至有四千人叛变而诛杀三千人的纪录。理由诸如：羌人“诛之不尽”、“上天震怒，假手行诛”等等。

这与刘备只诛首恶，善待从众的观点相悖。

但刘备也能理解。

时下汉庭不比先前。国力已无法承受羌人野火燎原般，不断涌现的反叛浪潮。许多地区，同一部族，今日平又明日反。反反复复，朝廷无论是安抚还是讨伐，皆要耗费大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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