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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兴思考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小皇帝的话，他思考半天，缓缓的竖起一根手指，回答：“陛下，王荆公变法，究竟效果如何？我们让数字说话---天禧末年，朝廷税赋总入2653万贯、盐利300万贯，酒利896万贯，茶利330万贯，田税1526万贯；治平年间，朝廷税赋总入4400万贯，盐利1156万贯、酒利1286万贯、茶利117万贯、田税2559万贯。

熙宁年间，王荆公变法了，当年税赋总入5060万贯，这数据比之往年所增有限，然而，考虑到人口的自然增长与田税、贸易的自然增长，我们可以认为这一数据完全与改革无关。因为即使一个白痴当政，他啥事也不会干，只会睡觉吃饭拿薪水，随着丁口税的自然增加，贸易的累进增加，那几年大宋税赋也会自然而然，应该增长到那个数字。

但是，王荆公的变法主张，真的起到等同于一个白痴的作用吗？……让我们看看具体的数据，当年税赋总入5060万贯，其中盐利1200万贯、酒利1310万贯----陛下，光这两项就是251贯，剩下的茶利、田税、市舶税、市易税等等合起来才有254万贯，而治平年间，朝廷光田税就是2559万贯、茶利117万贯。至于市舶税、市易税再加上这就是王荆公改革的成就。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王荆公绝不是一个白痴，他对大宋财政起得不是白痴作用，是祸害作用。

陛下。治平年间年间光田税就有2559万贯。王荆公改革了，他增加了几个市舶司，新开了泉州、明州等多个市舶司，市易法下商税、市易税应该比盐利、酒利的自然增长还要多，然而，在青苗法，免役法，保马法、均输法等种种新法地刺激下，我们大宋的这些新税种，加上田税项目。反而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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