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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继续谈下去，李欗也发现了刘玉已然不甚关心他对经济的讨论和解释。

话已经说到这，反倒是李欗尝试着旁敲侧击了一下。

但他旁敲侧击的方向，角度却略有些刁钻。

“之前多有传闻，说本朝之前先定罗刹、后平西域，而后伐倭、下南洋。所为者，漕运也。”

“国力有限，必有先后。北方自先秦一来，两千年之大患。”

“是以必先定北，而后方可南下。”

“定倭、平南，海上无患，方可改海运、废漕运。”

“自明以来，多有人言：治黄，必先废漕；保漕，必要祸黄。”

“及至漕运已废，最终方知，原来国公所做之事，皆为治黄。”

“是以，多有人言在国公看来，这治黄乃是今后朝廷的头等大事。”

“却不知国公以为，若这治黄为头等大事。我所言修路，是否可算得上第二等大事？”

这话，问的听起来很是寻常。

只不过刘玉心知肚明，这话问的一点都不寻常。

他说治黄为头等大事，问修路能不能排到仅次于治黄的地位。

这不是关键。

关键是前面那一大堆的前缀。

即为治黄所做的各种准备。

在此过程中，外部的敌人被碾碎、内部的反对派被压制、甚至于百姓的反抗也被各种镇压。

就李欗说的从一开始北征罗刹开始算起的“为治黄河做的准备”中，可是把镇压盐工起义、屠治淮阻碍士绅、盐政改革强行收回盐户对草荡的使用权等等一系列举动的。

如果说这些还算可以接受，那么其实诟病最大的，还是刘玉的锡兰木马计。整个过程，都被视作全无仁义的“霸道”典型。

为什么当时军力足够，却不直接去攻打巴达维亚，解民之倒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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