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先秦便开始有人钻研玄学命理，但不得不说，就算是算命大师也不敢拍着胸脯保证某个人的命运走向。陈大喜时至今日回想起当年，依旧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1970年9月25日，一个男娃在丰收之日呱呱坠地，父亲陈大福是个粗人，想着庄稼丰收又来个男娃，简直是双喜临门，于是前来道贺的村民就建议给娃取名“陈双喜”。

尽管那时候电视机还没有普及，但半导体已不是什么稀罕物，陈大福最喜欢体育节目，他经常听到收音机里的“红双喜乒乓球”广告，于是他潜意识就把“双喜”和“球”画上了等号，“陈双喜”按照他的翻译，就是“陈球球”。

“老子头一胎是个男娃，怎么能是个球？”于是他顶着所有人的反对，硬是给儿子取了一个更土的名字——“陈大喜”。

紧接着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陈二喜、陈三喜、陈四喜相继出世。

陈大喜作为家中的长子，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养家的大梁，为了缓解经济压力，15岁的他便开始走街串巷，当起了货郎。一根扁担，两个木箱，陈大喜每天要步行几十里兜售糖果针线，辛苦忙碌一整天，也只能赚个十来块的血汗钱。

1986年7月5日，酷暑。陈大喜挑着扁担途经李嘴村，烈日之下，一位光头和尚正倚着树干大口地喘着粗气。

“和尚，和尚，你怎么了？”陈大喜见状，急忙走了过去。

“水，水，水……”和尚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陈大喜并没有急着掏出水壶，他把手紧紧地贴在对方光亮的脑门上：“和尚，我看你八成是中暑了。”

“水，我想喝水……”

“中暑不能急着喝水，你等等。”说着陈大喜把拴在腰间的麻布袋打开。常年奔走于田间地头，什么紧急情况都能遇见，袋子中装的全是他未雨绸缪的药品，有治蚊虫叮咬的，有治感冒发烧的，常规疾病的药品基本是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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