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1929年，还是2019年，上海的房租都是死贵死贵的。

特别是在租界内，那真是寸土寸金，根据1930年的统计，占上海7%土地面积的租界，集中了上海45%的人口，其中人最多的是公共租界，上海31%的人都居住在那里。

当时公共租界的中区，一亩地能卖10万块大洋，与之相比北平的土地均价只是一亩地790大洋，价格差了一百多倍。

土地价格贵，房租自然也就贵，在1927年的时候，上海的租客甚至举行过大规模的集会，要求房东降低租金。

1929年，要想在租界内租一个小房间，每个月差不多需要20块大洋。这只是一个小房间，不是一套房。

比如文学家郭沫若先生刚刚到上海的时候还是个屌丝，所以他只能租了一间“亭子间”。

所谓的亭子间，就是一套房子里最差的那一间，这种房间一般位于处方的上面，阳台的下面，高度两米左右，面积五六个平方，冬寒夏热，一般都是堆放杂物，连佣人都不愿意住那里。

也正是因为房价实在是太贵了，所以闸北才会有那么多的贫民窟。老百姓用茅草、芦苇席、竹竿、木棍、黄泥搭建起了棚屋，作为栖身之处。

以陈强现在的收入，让他去租界里租房子，还真有些舍不得，普通的车夫交了份子钱后，一个月也就是赚20块大洋，陈强虽然靠着去码头拉外国人，可以多赚一些，但也绝对没有奢侈到去租界内租20块大洋的房间。

所以陈强最终还是决定在华界租个房间，华界的房租要比租界内便宜的多，那种有电灯、自来水的房子，一户的月租也就是10块大洋，一家人居住是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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