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我才鼓起勇气去打开那两只手提箱。我把手头正写着的一篇文章写完，去看了几场电影，又接受了几个通常会拒绝的约稿。但这些安排糊弄不了我自己。我的反馈至关重要，而我又不想面对失望的可能。在我的意识中，下令销毁范肖的作品就跟亲手杀了他没有区别。我被赋予了某种注销的权力，从墓穴里偷出一具尸体，把它撕成碎片。处在这样一种位置上让人难以承受，我不想卷入其中。只要我不去打开那箱子，我就无愧于心。可是另一方面，我却有过承诺，我知道自己不能永远这样拖延下去。就在这时（我振作起来，做好准备），新的恐惧却又攫住了我。我发现，虽说我不希望范肖的作品读起来很糟，但同时我也不希望他的作品读起来很棒。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很难解释的情感。毫无疑问，那和过去的竞争心态有关系，一种不想在范肖的光芒下相形见绌的愿望——但这就有一种左右为难的感觉。我已经答应了人家。一旦打开箱子，我就成了范肖的代言人——我就得替他说话，不管喜不喜欢。两种可能性都让我害怕。发出死亡的宣判已经够糟的了，可是替一个死人说话似乎也不见得更好。一连好几天，我都在这两种惧怕中来回摇摆，拿不定哪一种情形更糟。最后，不用说，我还是打开了箱子。然而我当时那么做，与其说是为了范肖，不如说是为了索菲。我想再见到她，这事情越早上手，就越早有理由给她打电话。

我不打算在这里作任何具体讨论。现在，范肖的作品已经变得众所周知了。他的书已经在被人阅读和谈论了，还有许多报道和研究，已是家喻户晓。如果还有什么可说的，那就是我用了不过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明白我个人的情感完全与此无关。对文字的看重，对笔墨的注重，对作品力量的相信——这些考量都凌驾在一切之上，与之相比，生活本身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我说这些不是自鸣得意，也不是在粉饰自己的行为。我是第一个发现其作品的人，但除此之外我看不出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如果范肖的作品并不是那么好，我的角色可能就不一样了——那样我会显得更重要，也许，对整个事情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但事实上，我不过是一个隐形工具而已。事情已经发生了，除非否认它与自己有关，除非假装我不曾打开过箱子，否则事情还在继续发展，横扫面前的一切障碍，带着自身的惯性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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