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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珅伏法之后，嘉庆也继续下发诏令，逐渐更新乾隆末年的部分弊政。

首先，对于地方之上声名狼藉的官员，嘉庆逐步展开查办，比如湖广地方上贪纵不法，激起民变的湖南布政使郑源璹、湖广道员胡齐仑、武昌知府常丹葵等人，虽未必与和珅有所交集，但贪虐形状属实，一律革职查办。和珅另一亲信，云贵总督富纲，也在不久后被革职拿问，押解入京。

接下来，嘉庆依从朱珪建议，将议罪银之制认定为“和珅所创弊政”，有了和珅的名义，那么废除议罪银，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随后，嘉庆开始下诏求言，声称无论官民，均可向军机大臣或各部院上书，后改为向都察院投书，总之即便是平民百姓，也可以向朝廷陈述所见弊政。而且就理论而言，除非嘉庆亲决，否则都察院不得将平民上奏视为“妄诞”之言。（然而，因上奏文书数量众多，都察院擅自退回平民上奏之事，也依然有例可循。）

同时，对于乾隆朝因诗文著书犯禁的部分犯人家属，嘉庆亦宣布予以开释，徐述夔、王锡侯两家现存家眷，得以回归乡里。在诏书中嘉庆也声明：“殊不知文字诗句，原可意为轩轾。况此等人犯，生长本朝，自其祖父高曾，仰沐深仁厚泽，已百数十余年。岂复系怀胜国，而挟仇抵隙者。”一时间民间挟诗文检举之事，渐渐无闻。

清除旧弊的同时，嘉庆也厉行节俭，嘉庆四年因大行皇帝梓宫尚未安葬，暂停避暑山庄之行。先前新疆官员奉和珅之命，开凿大和阗玉送往京城，嘉庆得知此事之后，即令前方官员将大和阗玉弃置。乾隆庙号谥号，此时也已定下，庙称高宗，谥曰纯皇帝，后世谥号有所增益，暂时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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