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18日

我馆参赞尤金·杜曼与日本首相近卫公爵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谈过一次话，下面是他今天送来的报告：

牛场先生昨天下午打电话到我家，问我可否让他立刻来访。我对他说，我因感冒已卧病在床，若他不怕传染，我也愿意跟他谈一会儿。下午5点多，牛场先生来了，到将近7点才走。

牛场先生问，大使关于最近与首相会谈的汇报是否已得到华盛顿的批示。我答道，国务卿已发来电报，对近卫公爵的态度和见解表示赞赏。然而，野村将军于9月4日向国务院提交的一份文件却把事情打乱了，所以大使认为他没有足够材料来要求再次会见首相。

牛场先生说，关于野村将军的行动，格鲁先生已告诉丰田将军。内阁听到以后，深感不安。他说，野村将军是收到过近卫公爵的一份草案，那是回答美国6月21日草案的，但因当时日本发生内阁危机，野村将军就没有把文件送去。他另外写了一封短信给国务卿，这封信毫无补益。牛场先生推断，野村9月4日送去的文件并不是得自东京的那份草案，因为日本政府的基本观念之一就是想通过总统居中斡旋，在日本和中国之间打开一条通道，而野村将军9月4日的文件却显然没有提到请总统斡旋之事。

我便向牛场先生解释道，华盛顿难以准确解读日本政府立场（例如9月4日的文件）的原因不止一个。我希望我们正在解开缠到一起的一团乱麻。不过，为弄清问题又浪费了一周多的时间，这也不是我们的过错。

牛场先生以惊人的坦率说道，他绝没有责怪美国政府的意思，在决定美日两国政府首脑会晤这样重大的行动前，美国当然先要准确了解日方的目的与意图。归根结底，问题的症结在中国。他认为，日本政府早已很清楚地表示它愿意维持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但迄今为止它还没有明确提示过为解决中日冲突它将向中国提什么条件。华盛顿会谈已经拖了几个月，国务卿也已一再明示，在预先知道日本的议和条件之前，他不打算让美国政府在任何决定中承担义务，而且条件要符合他为调整两国关系所提出的那些原则。如此，他才会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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