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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镜看似接了一个普通的电话，和他说话的只有黄兴桦一人而已。但在电话的另一头，他的声音经听筒传出，再通过麦克风的放大，正同时传进座下几十位主任级大佬的耳朵里。

祁镜虽然也觉得自己声音有点怪，但想到对方打的是长途就以为是通话质量问题，没太在意。

此时的黄兴桦就站在讲台边，左手拿的是祁镜的履历和各类材料，右手压着一本国内的寄生虫杂志，书页正好翻到了祁镜的那篇《一例被误诊多年的肝吸虫病报告》。

就在打这支电话前，会诊报告厅里几十名全国知名传染病、皮肤科、内分泌、免疫专家还在为远在非洲的林志行教授做鉴别诊断。

但持续了一上午的讨论一直陷入僵局，没人能拿出一个可以说服其他人的合理诊断。

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黄兴桦才肯听听别人的意见。而熟知自己师兄的蔡萍就瞅准了时机，上前谏言了一句，又一次把祁镜供上了前台。

主任们平时看上去对病人很不错，慈眉善目的，但彼此之间都是竞争对手，谁都不会在各自领域轻易示弱。

更何况这次搬来的救兵竟然还是个住院，连执业证书也才刚够资格考而已。

“援非是国家zc，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往非洲。但国内对非洲传染病的了解实在太少了，现在有后辈肯填补空白，难道不好吗？”这是蔡萍的原话，毕竟有谁会无聊到，去研究一个根本不存在于自己国家的疾病呢。

就算有这份心，可手边却连个活生生的病例都没有，实验室里也没有相应的抗体检测能力。

要怎么做检查？又该怎么鉴别诊断？或许这个时候会有人想到疾控中心，但即使是十年后，疾控中心的覆盖面也依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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