纬度,是我们所居住的地球进行区域划分的一种概念,说它存在,就存在,说它不存在,也就不存在。因为,终久是一个人们并不太介意的,只是在地球仪上的与赤道平行的几道横线而已。然而,纬度,对于文学,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梁启超先生在其《屈原研究》一文中,这样问过:“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伟大的文学?为什么不发生于别国而独发生于楚国?何以屈原能占有这首创的地位?”他的回答是:“依我的观察,我们这华夏民族,每经一次同化作用之后,文学界必放异彩。楚国当春秋初年,纯是一种蛮夷,春秋中叶以后,才渐渐同化为‘诸夏’。屈原生在同化完成后约二百五十年。那时候的楚国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里头刚刚长成的新分子,好像社会中才成年的新青年。从前楚国人,本来是最信巫鬼的民族,很含些神秘意识和虚无理想,像小孩子喜欢幻构的童话。到了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自然会发生出新东西来。这种新东西之体现者,便是文学。”
问题不在两种文化的碰撞,而在于所处地球的这个纬度,其光照、气温、降水量,决定人类的生存条件。因此,土壤之肥瘠,稼穑之难易,农作物之丰歉,劳动强度的轻重,也是决定能不能产生出文学和文人的重要因素。求生维艰,浪漫便是一种奢侈品;衣食裕足,各式各样的欲望(这当中自然也包括食的欲望,色的欲望,性的欲望,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学欲望),才会萌发,才会产生。
所以,中国历史上那些纬度较高地区,曾经神气活现过,曾经不可一世过的民族(如匈奴、突厥、鲜卑、女真),当这些游牧民族的金戈铁骑,千里驰骋,如入无人之境,不可抵挡。大好河山,任其践踏,中原儿女,听其蹂躏。然而过不了半个世纪,或者,不足百年,彻底汉化,完全消融华夏文明之中,连其民族本性也都丧失殆尽。即使如此彻底的同化,也未见梁启超先生所说的“新东西之体现者,便是文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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