纬度，是我们所居住的地球进行区域划分的一种概念，说它存在，就存在，说它不存在，也就不存在。因为，终久是一个人们并不太介意的，只是在地球仪上的与赤道平行的几道横线而已。然而，纬度，对于文学，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梁启超先生在其《屈原研究》一文中，这样问过：“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伟大的文学？为什么不发生于别国而独发生于楚国？何以屈原能占有这首创的地位？”他的回答是：“依我的观察，我们这华夏民族，每经一次同化作用之后，文学界必放异彩。楚国当春秋初年，纯是一种蛮夷，春秋中叶以后，才渐渐同化为‘诸夏’。屈原生在同化完成后约二百五十年。那时候的楚国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里头刚刚长成的新分子，好像社会中才成年的新青年。从前楚国人，本来是最信巫鬼的民族，很含些神秘意识和虚无理想，像小孩子喜欢幻构的童话。到了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自然会发生出新东西来。这种新东西之体现者，便是文学。”

问题不在两种文化的碰撞，而在于所处地球的这个纬度，其光照、气温、降水量，决定人类的生存条件。因此，土壤之肥瘠，稼穑之难易，农作物之丰歉，劳动强度的轻重，也是决定能不能产生出文学和文人的重要因素。求生维艰，浪漫便是一种奢侈品；衣食裕足，各式各样的欲望（这当中自然也包括食的欲望，色的欲望，性的欲望，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学欲望），才会萌发，才会产生。

所以，中国历史上那些纬度较高地区，曾经神气活现过，曾经不可一世过的民族（如匈奴、突厥、鲜卑、女真），当这些游牧民族的金戈铁骑，千里驰骋，如入无人之境，不可抵挡。大好河山，任其践踏，中原儿女，听其蹂躏。然而过不了半个世纪，或者，不足百年，彻底汉化，完全消融华夏文明之中，连其民族本性也都丧失殆尽。即使如此彻底的同化，也未见梁启超先生所说的“新东西之体现者，便是文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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