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的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在德国旅行,听说顾城和他的妻子谢烨也从国内来了。我每到一个城市,就听人们说,顾城要来,或者,顾城走了,永远失之交臂,直到我回国。这年年底,我又去香港,在中文大学见到了顾城,他头戴一顶直统统的布帽,就像一个牧羊人,并且带有游牧的漂无定所的表情。他说这半年来,他这里待待,那里待待,最终也不知会去哪里。后来,听说他去了英国、美国,又听说他去了新西兰,在那里放羊。到一九九二年的初夏,我又去德国,到了柏林。一天晚上,一群中国学生来敲我的门,对我说,你看,谁来了?我伸头一看,走廊拐角处,顾城腼腆地站着,依然戴着那顶灰蓝色的直统统的布帽。我说,顾城,你在放羊吗?他回答我说,是养鸡。
顾城说他从小就想要一块地,然后在上面耕作。他很早就在为垦荒做准备,他甚至收集了关于木耳的知识。他知道所有的木耳都能吃,只除了一种生长在西藏的有毒素。我是很后来才知道,顾城在我从小生活的城市上海找到了他的妻子谢烨。他们生活在这拥挤的寸土为金的城市里一间租赁来的小屋,那里的空气使顾城感到窒息。这城市是我最了解的,天空被楼房与高墙分割为一条条,一块块,路面也是支离破碎的,而且车水马龙,走在路上,简直险象环生。有一天,顾城决计要走了。他径直来到十六铺码头的售票大楼,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只知道要搭一条船。他向谢烨要二十块钱买一张船票。谢烨靠窗站着,用身体挡住窗口,以防顾城一头栽下去。他们僵持了很长时间,谁也不相让。十六铺是个嘈杂的地方,每天有十几万流动人口在这里经过和滞留,轮船到岸和离岸的汽笛声声传来,时间在一点一点过去。后来,谢烨说:顾城,你看见吗?马路对面有个卖橘子的老头,你去拿个橘子来,无论是要还是偷,只要你拿个橘子来,我就给你买船票。这个橘子其实就是签证一样的东西,代表一种现实的可能性。顾城想来想去,就是没法去拿这个橘子,从小做一个乖孩子的教育这时候涌上心头,乞讨与偷盗全不是他能干的。于是他只得和谢烨回了那个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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