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可以说“运河文明”这四个字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引用拙著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第三卷第二十七回明神宗朱翊钧对小太监说的一段话：

淮、扬一带，扬州、仪真、泰兴、通州、如皋、海门地势高，湖水不侵。泰州、高邮、兴化、宝应，盐城五郡如釜底，湖水常常泛滥，所幸有一道漕堤为之屏障。此堤始筑于宋天禧年间转运使张纶。循汉代扬州牧陈登故迹，就中筑堤界水。堤以西汇而成湖，以受天长、凤阳诸水脉，过瓜洲、仪真以通于江，为南北通衢；堤以东画疆为田，因田为沟，五州县共称沃壤。南起邵伯，北抵宝应，盖三百四十里而遥。原未有闸也，隆庆六年，水堤决，乃就堤建闸。你们记住这建闸的谕旨，是朕登基后亲自签发的。兹后两年间，建闸三十六座，耗费金钱数万计……

说这一段话的时候，明神宗十六岁。他并不是在讲一段地理常识，而是在述说自己的治国方略。在明代，有江南三大政之说。这三大政是漕政、河政、盐政。明神宗所说的“漕堤”即运河的堤岸。在明代，运河亦称为漕河。江南三大政中，河政与漕政都与运河有关。明神宗十岁登基，在兹后两年内，由首辅张居正主持，在淮、扬一带运河中修建了三十六道闸口。在财政几近崩溃的万历初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

在明代，几乎一多半的工部尚书，都是水利专家出身。列于朝廷财政预算的河道治理经费，仅限于长江、黄河、淮河与运河四条。由此可见，运河对于一个庞大帝国的重要性。

在沟通京杭的长达一千八百年的开掘过程中，运河从来就是国家工程。在明代，特别是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运河达到了全盛。永乐十二年（1414年），由东南即现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带通过运河运往北京的漕粮从过去的四十万石左右升至二百六十万石，从此成为大明帝国沟通南北的运输干线。运输物资的数量与种类不断增加，一条运河供养了帝国的首都与辽阔的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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