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讲的，是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的历史，叙事时间上接《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那本书从司马家世一直讲到仁宗朝结束，是以司马光的成长为主线的真、仁两朝政治史。本书从仁宗养子英宗委屈纠结的即位开始，一直讲到哲宗初年司马光含恨离世。

英宗荒唐的四年给北宋政治造成了深度伤害，财政困难加剧，官僚集团裂隙横生。作为英宗之子，血气方刚的神宗因而背负了为父亲和血统“正名”的责任，必欲“大有为”。开疆拓土、治礼作乐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财政困窘其奈何？王安石“乃能趋赴，以向圣意所在”，施展理财之术，创为青苗、免役诸法，以朝廷而行商贾之事，与富民争利，多方敛财，乃使国库充盈，有效配合了神宗的拓边事业。王安石与神宗先后相继，变本加厉，“一道德”“同风俗”，斥“异见”“人言”为“流俗”，弃“祖宗之法”于不顾，自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参政至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驾崩，十六年间，“靡然变天下风俗”，把仁宗朝独立思考有担当的士大夫改造成为工具性十足的官僚。理想主义在消逝。北宋前中期朝堂上“异论相搅”的宽容风气，君主体貌大臣、存恤“大体”的“和气”氛围，宰相大臣、侍从台谏敢争是非的独立精神，都在崩解消散。“危辱时代”即将来临。司马光抗争不得，自熙宁四年（1071）起，退居洛阳十五年，成就了伟大的《资治通鉴》。

神宗驾崩后，哲宗少年即位，神宗之母太皇太后摄政，邀请司马光还朝主政，更化调整。司马光对于“神宗的官场”缺乏基本认识，对追随者毫无约束意愿，对国家的实际状况缺乏调查研究，对政策调整缺乏通盘考虑，无队伍，无手段，无能力，无经验，空怀一腔热血，以皎皎之身投诸滚滚浊流，执政十六个月即抱憾而终，徒留一曲失败英雄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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