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朝短短四年，以皇位交接始，以皇位交接终，仁宗—英宗的皇位交接一波三折，委曲回环，占据了太多的篇幅，以至于英宗朝的历史已很难容纳其他。那是一场暗伤不断、摧折无数的大戏，情感与理智、道义与权势、死者与生者、皇帝与太后、宰相与台谏，你来我往，激烈争锋。看似简单的皇位传递，开启了一段曲折的扰攘纷争，现实权势挑战礼法秩序，重建何如打破易？国有忧兮君有疾，鹬蚌相争谁之利？

新皇帝疯了

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1063年4月30日）的半夜，仁宗皇帝突然驾崩。第二天，四月初一，宰相韩琦（1008～1075）宣读大行皇帝《遗制》，命皇子赵曙（1032～1067）即位，尊皇后曹氏（1016～1079）为皇太后。

《遗制》就是皇帝的遗嘱，它的主要功能和核心内容当然是交代后事。尽管如此，仁宗《遗制》的一头一尾还是流露出强烈的个人情感。《遗制》的开头简单地回顾了仁宗的帝业：“我继承大统四十二年来，一度担心自己资质浅薄，不足以担当祖宗留下的宏图大业。幸而战乱平息，百姓安居乐业，我何德何能，得以致此？！……”在结尾处，仁宗感叹：“当死亡与生命交界，只有圣人才能参透它的奥秘，幸好我大宋天命不堕，后继有人，更要仰赖各位文武大臣悉心辅佐，补充新皇帝的不足。我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这篇《遗制》当然不是仁宗的亲笔，而是仁宗去世之后翰林学士王珪（1019～1085）的代笔之作。然而，如果仁宗在天有灵，应当也会同意《遗制》中所表达的不舍得与不甘心。作为一个皇帝，仁宗十三岁即位，在位四十二年，撇开刘太后摄政的十年，仁宗亲掌大政三十二年，他和宰相大臣们一起，领导宋朝摆脱了西北边疆的危机，保卫了国家安全，重建了宋—辽—西夏间的国家关系平衡；对于宋朝建国以来在官僚特权、行政体制等方面积累下来的弊端，仁宗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改革意愿，经过庆历新政的演练磨合，仁宗与改革派之间最终达成了更深刻的信任与默契，在仁宗晚年，改革派重返朝廷，各项改革措施稳健推行；对于列祖列宗以来所形成的宽容的政治风气，仁宗身体力行，他尊重士大夫，容忍并鼓励批评，在仁宗的朝堂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政见和争论的声音，对于国家的各项政策措施，官员们各抒己见，激烈讨论，最终得到更加符合国家利益的决定。仁宗不是一个英明果断、雄才大略的君主，但是，在他的治下，宋朝也称得上国泰民安、百姓富足。嘉祐（1056～1063）作为仁宗最后一个年号，在宋朝人的历史记忆中，将会散发出越来越迷人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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