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产的报告

治平二年（1065）四月九日，一场讨论在太常礼院举行。主持讨论的是翰林学士王珪，参与讨论的二十几位，除了太常礼院的礼官，就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官，都是饱学之士。讨论进行得很顺利，一番引经据典的论证之后，很快便就中心议题达成一致。按照事先约定，讨论结果将会形成报告，以文字形式呈送给皇帝，以供决策参考。照理，起草报告的责任属于翰林学士，轮不到旁人。书吏磨好了墨，铺开了纸。宽敞的大厅里渐渐安静下来，众人的目光集中到几位翰林学士的身上。然而，翰林学士王珪、范镇等人却是面面相觑，无人开口，更无人动笔。大厅里的气氛迅速降到冰点，跟讨论时的热火朝天形成了鲜明对照。就在这个时候，司马光奋然起立，稳步急行，走向桌前，拿起了那杆无人敢动的千钧之笔。他走过的时候，在旁的人分明感到了一阵凛然之气。

他们讨论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又达成了怎样的一致？既然意见一致，却又为何无人敢执笔立议？

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应当给皇帝的生父濮王怎样的名分和礼遇。问题是宰相韩琦提出来的，韩琦说：“礼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礼。”根据韩琦的提议，英宗下令，礼官、文学侍从集体讨论，以便达成共识，为濮王寻求合乎礼义与感情的名分待遇。

司马光一直悬着的担心终于重重地落到了实处，他不幸言中了。作为一个过继子，英宗有两重父母，生父母濮王和他的夫人们，过继父母仁宗和曹太后。按照礼制，旁支既已入继大统，就是嫡系长房的儿子，应当用侍奉父母的礼仪侍奉过继父母，对于亲生父母，就要降低崇奉规格—这是大义、公道，是儒家所主张的伦理秩序。然而，谁不爱自己的亲生父母？旁支之子，一旦登上帝位，大权在握，则难免想要尊崇亲生父母—这是私心。人人都有私心，唯有克制私心，服从大义，秩序才能得到维护。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然而克己复礼，谈何容易？！想当年，仁宗无子，克己复礼，为天下安危计，选立宗室是唯一的出路。可是，在私心与公义之间，仁宗硬是挣扎了七年多，到死都不肯给英宗皇太子的名义。如今英宗历尽委屈，“备胎皇子”终于获得了最高权力，原本极度压抑的私心获得了舒展、伸张、膨胀的机会，克己复礼，只怕是更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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