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公”动不得

司马光死后，苏轼为他作的《司马光行状》是第一篇司马光传，也是后来所有司马光传的蓝本。后人对“司马相公”的认识，主要便来源于此。在苏轼笔下，“司马相公”的形象崇高而伟大，堪称一时中流砥柱，政治主导，“当时皇帝恭敬孝顺，太皇太后俭朴慈爱，对老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锐意更张，毫无保留地听从司马光的指导。司马光知无不为，以病瘦的身躯承担起天下兴亡的责任”。这一形象，就政治理想、政治态度而言，基本属实；就政治实践而言，则不无夸张。至少，在执政的前九个月时间里，司马光还做不到左右政局。

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

首先，从中央领导集体的人员构成来看，新旧力量对比悬殊，司马光一派处于弱势。元丰八年（1085）五月底，司马光就任副宰相，七月，吕公著出任尚书左丞，中央领导班子的力量出现微弱调整，但是，真正主宰开封朝堂的，仍然是神宗留下来的旧人。宰相府的两名正职蔡确和韩缜都是旧人，四名副宰相司马光、张璪、吕公著、李清臣，两旧两新；枢密院长官章惇、副长官安焘都是旧人。这种新旧力量的对比状况，一直延续到第二年也就是元祐元年（1086）的二月，共计九个月。

更为要紧的是，从制度设计所造成的权力分配格局来看，新人司马光和吕公著是不可能在体制内主导政局的。元丰年间，神宗亲自主导了一场官僚制度改革，史称“元丰改制”。元丰新制与旧制的一大不同是对宰相府的改造，旧的宰相府（中书）就是宰相府，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新的宰相府却一分为三，成了三家—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三省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宰相，按照政务处理程序分工，“凡遇重大人事任免案或者政策调整、制度兴废，先由中书省长官与皇帝会议决策，形成决议后以诏敕的形式下发到门下省，由门下省审核通过，再下发到尚书省执行。三省宰相与皇帝的办公会是分省举行的。三省宰相同时面见皇帝商议大政的情况，不是没有，但是非常罕见”。三省宰相之中，门下省长官排名最靠前，为首相，名义地位最高；中书省长官为次相，排第二。但实际上，“政治的权柄却全归了中书省”，因为中书省长官是面见皇帝参与决策的那名宰相，拥有稳定的议政权。那么，此时的中书省掌握在谁的手里？司马光和吕公著的位置又在哪里？中书省长官韩缜，门下省长官蔡确，司马光是门下省的第二把手，吕公著是尚书省的第三把手。在三省宰相制的权力分配格局中，司马光与吕公著施政空间有限，这是“体制内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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